四
    《朱子大全集》里有一篇《答赵几道》，可以说比较能体现朱熹自己的想法，他说：
    昔时读史者不过记其事实，摭其词采以供文字之用而已，近世学者颇知其陋，则变其法，务考其形势之利害，事情之得失，而尤喜称史迁之书，讲说推寻，几以为贤于夫子，宁舍《论》、《孟》之属而读其书。然尝闻其说之一二，不过只是战国以下见识，其正当处不过知尊孔氏而亦徒见其表。悦其外而已，其曰折衷于夫子者，实未知其折衷也。后之为史者，又不及此。以故读史之士，多是意思粗浅，于义理之精微多不能识，而堕于世俗寻常之见，以为虽古圣贤不过亦审于利害之算而已。
    这段议论，不仅批评了"记其事实，摭其词采"的文人史著，也批评了包括浙东吕祖谦、陈亮、薛季宣等人重经制、先事功、审利害、召人心的实用史学，并明白地表示了他自己要发"义理之精微"的思想，而《通鉴纲目》五十九卷，便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撰写的史学著作。
    后世一些评论家认为，朱熹作《纲目》，是模拟《春秋》，其实这是不对的，固然朱熹在形式上揉合了《春秋》编年简史的体裁和三传注疏的体裁，采取了"表岁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统，大书以提要，而分注以备言"的方法，创造了备理清晰、重点突出的纲目体，在思想上也承袭了传说中孔子"寓褒贬以诛乱臣贼子"的传统，但是，他毕竟更多地是以《资治通鉴》的材料为基础，更多地受胡安国、胡寅的直接影响，从其序文中可以知道，不仅《纲目》本身是在胡安国《通鉴举要补遗》百卷基础上隐托而成的，在思想上也是在《读史管见》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而成的，《自序》中朱熹说，胡安国《通鉴举要补遗》"其文愈约而事愈备"，但"窃犹自病其记识之弗疆，不能有以领其要而及其详也"，《名言言行录》卷八中朱熹又说，胡寅《读史管见》"议论英发，人物伟然"，但也批评其史实有误记之处，显然，《纲目》之作，是要取二胡之长，补二胡之阙，承二胡之余绪，发二胡之未发。
    那么，《通鉴纲目》所要阐发的"义理之精微"是什么？后世尊奉朱氏，大都说此书"其旨数百"，是否有数百很难说，这里仅举二例以见其要。
    首先便是辨正闰。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一○六《方蒙仲〈通鉴表微〉跋》云：
    （《资治通鉴》）为吕、武立纪。以魏继汉，书诸葛亮入寇之类，大经大法，皆与孔氏背弛……而先儒自伊川（程颐）有此见，范氏（范祖禹《唐鉴》）、胡氏（胡寅《读史管见》）略发之而未尽，至朱氏（熹）《纲目》出，然后女主始不得移命闰位，始不得干正统，杨雄始不得不为莽大夫，狄仁杰始不得不为周司空，诸葛亮始得为汉相，陶潜始得为晋处士。可以破一世盲瞶，开万古之心胸。
    其次便是论托始。所谓"托始"，就是一部史书记事自何年开始，本来这只是个技术问题，但在旧时却认为纪事从何年始有深意。王柏《鲁斋集》卷二有一篇《通鉴托始论》专门讨论这一问题，他认为，司马光作《通鉴》托始于三晋之立侯，固然也有意义，但这个意义不足以笼罩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为一书之总纲，胡寅《读史管见》追论到晋悼公使大夫主盟，"以补司马公谨微之说"，但尚未触及周王室何以衰微这一根本，于是--
    朱文公（熹）感兴以（周）昭王南下而不返，至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王章久已沦散……此又补致堂（胡寅）之所不及。
    从上面两例可见《通鉴纲目》所谓"义理之精微"处大体上就是尊王室之正统，贬逆臣之篡权，其承继和阐发习凿齿，胡安国、胡寅的"微言大义"是极其明显的，可是，这恰恰与司马光撰《通鉴》时的初衰相违背，在《通鉴》与《纲目》之间出现了思想的背离乖谬裂罅。我们知道，正闰之分大兴于东晋，当时正是南北分裂时代，东晋偏安一隅，所以一些史学家发正闰之分比附南北政权，以起激励人心，自树信心的精神作用，这在当时或有情可原，但在历史学上却属不正常现象，历史学要求实事求是以尊重历史，而以一字一词或某一记述方式来表现予夺褒贬，寄托政治理想，这并不是历史学的正当责任，历史学首先要真实与客观地叙述历史本相，其次才是在历史事实基础上寻找规律，最后才是借助历史来教育人们，可是这种把褒贬义理放在首位，又以正统非正统为是非标准，以一家一姓为历史主脉所倚托的"书法"很容易把史学从事实的坚实基座上挪下来换到一种并不稳固的义理基座上，当义理随政治不断变换自己的面孔时，史学也将由于基座不稳而失去准的。可是，这种以义理褒贬为血脉的史学却是中国史学与生俱来的传统，它源远流长笼罩了史家的心灵，朱熹《通鉴纲目》继承了这一传统并放大了这种不正常的作法，牵拘于正闰之区分，斤斤于名分之予夺，尽管在当时或许有针砭现实之义，但从历史学发展的角度来说，它却有可能将史家引向歧途，由于朱熹在后世的地位与影响，也由于《纲目》本身强调伦理名分、政治正闰，它的确受到历代统治者的激赏，也成了后世史家的圭臬与样板，引导了中国历史学的一次巨变，就在南宋之末的宁宗理宗度宗时代，它已受到了皇帝的格外推崇，并成了经筵讲读书之一：
    嘉定癸未（1223），经筵讲读官进朱熹《资治通鉴纲目》（见《玉海》）。
    嘉熙元年（1237）……二月癸卯，诏以朱熹《通鉴纲目》下国子监并进经筵（《宋史·理宗纪》）。
    咸淳甲戌（1274），经筵官进读《大学衍义》、《资治通鉴纲目》（《玉海》）。
    于是，《纲目》身价倍增而《通鉴》却为之减色，流成了源，末反成了本，推崇者、仿效者接踵而至，通鉴学几成为纲目学，探幽发微穿凿义理几成史学主流。学者多以《纲目》为史学不易之经典，如李方子《纲目后序》便云："为人君而通此书，足以明德威之柄，烛治乱之源；为人臣而通此书，足以守经事之正，达变事之权；盖穷理致用之总会，万世史笔之准绳规矩也。"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六则说："朱文公作《通鉴纲目》……与《春秋》争光，麟当再出也。"王柏《鲁斋集》卷四《续国语序》更说《纲目》"精覈明畅，发挥本旨，羽翼麟经，殆无余蕴"。有趣的是明代一个叫刘定之的人，写了一部《宋论》，其中一篇《诏经筵讲朱熹〈通鉴纲目〉》，甚至认为宋代人心之正，多亏了上上下下读《纲目》等书：
    汉唐有篡弑之臣，而宋无之，（汉唐）有贼民崛起几危社稷如张角、黄巢者，而宋无之，皆由上之人未尝悖虐尤甚以激之也。
    至于"未尝悖虐"正是读《纲目》的效果（《皇明文衡》卷十一），在旧时代的史书中，能得到如此之高的评价者，除了《春秋》，怕只有这部《纲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