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拿自然历史过程来说，例如地球既处在天体系统中它所在的位置，它就必然毫不停息地围绕太阳公转和自转，使地球表面出现四季、昼夜和寒暑变化。这是地球运动的客观必然规律。科学研究的任务是透过地球表面的风云变幻去发现四季、昼夜和寒暑的客观必然性。四季、昼夜和寒暑本身无所谓利害，无所用其褒贬。又如香花和毒草也都按照其内部矛盾和外部条件发芽、滋长、开花和结果。香花之香和毒草之毒，都是花草按照其本身发展规律所形成的必然结果，它们本身无所谓利害，无所用其褒贬。
    马克思“把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力的高度”，也就是说社会经济形态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发展变化着。这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繁荣、衰退、危机和复苏，以及阶级关系的变化本身无所谓利害，无所用其褒贬。
    当科学家离开规律性的研究，从事价值性的研究时，对自然历史过程的研究和对社会经济形态发展过程的研究，便出现了极大的差异。阳光普照大地，或严寒酷暑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地赐予温暖，或带来灾难。但人是分民族、分国家、分阶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变化，能说是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地赐予温暖或带来灾难么？
    马克思“对特定时代的一定制度、占有方式、社会阶级产生的历史正当性的探讨占着首要地位”。“马克思了解古代奴隶主、中世纪封建主等等的历史必然性，因而了解他们的历史正当性，承认在一定限度的历史时期是人类发展的杠杆，因而马克思也承认剥削，即占有他人劳动产品的暂时历史正当性。”⑤所谓“一定限度的历史时期”指的是奴隶制和封建制的上升期。在这个时期里，奴隶主、封建主的行动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发挥过“杠杆”作用。但是到了奴隶制、封建制的下降期，奴隶主、封建主的行动便违反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他们便从“杠杆”作用转化为阻碍作用，不复有其历史正当性，只有历史反动性了。
    恩格斯的上述说法表明，马克思是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变化的必然性客观规律的意义上去肯定奴隶主和封建主的历史正当性的，是一种规律性的研究。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除非实行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生产力便无从实现进一步的发展。拿奴隶制的发生来说，到了原始公社的瓦解时期，公社的社会生产力已经有了一定水平。但是当时人的劳动生产率还是非常的低，“除了必需的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微少的剩余”，“生产力的提高、交换的扩大、国家和法律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这种分工的最简单的完全自发的形式，正是奴隶制”。当时的“经济进步就在于利用奴隶劳动来提高和进一步发展生产”。所以说，“在当时的条件下，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⑥。同样道理，也适用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发展和封建制向资本主义的发展。就资本主义制度而言，“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⑦。所以经典作家不仅肯定了“资本主义进步的历史作用”⑧，甚至说，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⑨。所有这一切都是规律性研究。
    在今天的著作里，杠杆作用、进步作用、革命作用都是赞赏的用语。但在这里，经典作家使用语，只不过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规律的意义上肯定其为必然出现的事物。这些事物的出现及其历史作用也和四季、昼夜、寒暑一样，本身无所谓利害，无所用其褒贬。经典作家所做的是规律性的研究，不是价值性的研究。我们千万不可把规律性研究的杠杆作用、进步作用、革命作用这类赞赏的用语当作价值性的研究胡乱加到任何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