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不仅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采取野蛮和残暴的暴行对他们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进行奴役，在以后的发展中也还奴役他们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不过奴役的方式稍有不同。这是因为资产阶级是这样一个阶级，“如果不使生产工具经常地发生变革，从而不使生产关系，亦即不使全部社会关系经常地发生变革，就不能存在下去”。在资本原始积累以后的发展中，“资产阶级既然把一切生产工具迅速改进，并且使交通工具极其便利，于是就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都卷入文明的旋涡（21）”。而他们一旦把一切民族都卷入文明的旋涡，资本就在它所到的一切地方发挥力量。这种力量对于“世界市场的破坏影响，不过是在大范围内显示目前正在每个文明城市起着作用的政治经济学本身内在规律罢了。历史中的资产阶级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的帮助下对自然力的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在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象地质变革为地球创造了表层一样”（22）。我们必须特别注意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工商业对世界市场的这些作用，都和地质变革为地球创造表层一样，是政治经济学本身内在规律作用的结果。这是马克思“把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看做是自然历史过程”的论断。自然历史过程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无所谓利害，无所用其褒贬。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内在规律同样地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因而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变化本身也无所谓利害，无所用其褒贬。我们只能说，内在规律的作用结果，才有利害褒贬问题。
    经典作家曾经把资产阶级对世界市场的影响的客观规律简单概括为一句话，即“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一个世界”（23）。英国资产阶级在印度按照自己的形象所创造的世界就是这样的。在印度，英国资产阶级完成了双重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在建设性的使命方面，英国使印度达到比以前在大莫卧儿统治下更加牢固和占地更广的政治统一，英国人用宝剑实现了这种统一，并用电报巩固起来，而这种统一乃是“使印度复兴的首要前提”。英国的教练班长组织训练出一支印度人的军队，而这支武装乃“是印度自己解放自己和不再一遇到侵略者就被征服的必要条件”。英国人创立了自由报刊，而自由报刊乃是“改建这个社会新的和强有力的因素”。英国兴办教育，“使土著居民中间，在英国的监督之下勉强受到一些很不充分的教育的人中，正在成长起一个具有管理国家的必要知识并且接触到了欧洲科学的新的阶层”。蒸汽机使印度能够同欧洲经常地、迅速地来往，把印度的主要海港同东南海洋上的港口联系起来，使印度摆脱了孤立状态，而孤立状态乃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重要原因”。英国的工业巨头们发现，使印度变成一个生产国对他们大有好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就要供给印度水利设备和内地的交通工具。现在他们正打算在印度布下一个铁路网，而“这样做的后果是无法估量的”。例如，铁路产生的现代工业，必然会瓦解印度种姓制度所凭借的传统分工方式，而“种姓制度则是印度进步和强盛道路上的基本障碍”（24）。所有这一切都是英国在印度的“建设性的使命”，即进步的事业。马克思甚至说，英国对印度的统治结果，“把纺工安置在郎卡郡，把织工安置在孟加拉，或是把印度的纺工和织工一齐消灭，这就破坏了这种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因为这破坏了它们的经济基础，结果，就在亚洲完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25）。
    马克思评论这场“最大的社会革命”说，“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就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这么说来，无论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是怎样难受，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26）。学习马克思的这段论断，必须特别注意“从历史观点来看”几个字。在这里，马克思并没有歌颂英国对这场社会革命建立了什么功劳，加以赞赏。马克思从“历史观点来看”就是从英国资产阶级在印度“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的观点来看，也就是从资本主义侵入印度以后的政治经济学的内在规律来看，这是一种规律性的研究，不是价值性的研究。规律既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那么，人们“因痛苦而伤心”也是枉然的，就象人们因酷暑严寒而伤心一样的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