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英国在印度所造成的社会革命另有价值性的评论。马克思说：“当人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英国在印度“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却使“印度失掉了他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英国在印度“在亚洲式的专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欧洲式的专制，这两种专制结合起来要比萨尔赛达庙里的狰狞的神象更为可怕”。“不列颠人给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在程度上不知要深重多少倍”。不列颠人在印度确实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这种发展“既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仅仅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推翻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民是不会收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27）。这才是马克思对英国所造成的社会革命所做的价值性研究，这里闪烁着马克思所持的印度人民的坚定立场。
    让我们回到中国问题上来。英国资产阶级在印度“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一个世界”，是在以主权所有者的身份对印度进行殖民地直接政治统治的条件下进行的。他们所进行的社会革命，遍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在中国，外国资产阶级一样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一个世界”，不过在这里，他们是在形式上保持中国的独立，只是破坏中国的主权，对中国实行半殖民地性间接政治统治的条件下进行的。在这里，他们一面在政治、军事方面支持清政府的封建统治，使其镇压人民，充当入侵者的傀儡，一面又凭借条约特权、政治声势和炮舰威力，先是非法地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后来又从清政府手里榨取越来越多的条约特权，以便进行更进一步的侵略。他们向中国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当然也提高中国土地上的生产力水平。但是，这不过是在中国范围内“显示目前正在每个文明城市起着作用的政治经济学本身内在规律罢了”。既是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内在规律，就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从规律性研究的意义上说，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只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经典作家说，资产阶级中生产工具和交通工具方面的改进，“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都卷入文明的旋涡里了。它那商品的低廉价格，就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都在唯恐灭亡的忧惧之下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就是说，变成资产者”（28）。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商品的低廉价格，越来越严重地摧毁中国的万里长城。这种形势迫使中国的有识之士“在唯恐灭亡的忧惧之下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这就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洋务派所办的新式企业。那些企业采用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那也是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内在规律发挥作用的结果。从规律性评论的意义上说，它们本身无所谓利害，无所用其褒贬。
    从价值研究的意义上说，外国向中国大地引进西方的先进生产技术是凭借强大的政治强制力进行的，它们疯狂奴役中国人民，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它们是在发展外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我们当然不能撤去民族的界限，赞赏它们对中国有什么功劳。
    从价值性研究的意义上说，洋务派所办的新式企业有助于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助于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这是值得赞赏的。但无论外国在中国大地上所办的新式企业，还是洋务派所办的新式企业，都没有给中国劳动人民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仅仅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在中国人民强大到推翻三座大山以后，中国人民才收到二者所结的果实。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