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者是站在现代无产阶级立场上去研究历史，才有可能总结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说来，作为被剥削被压迫者阶级的现代无产阶级，反对一切人剥削人或人压迫人的制度，揭露一切剥削者压迫者阶级、民族或国家剥削以及压迫他人的罪恶行径，同情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屈辱和苦难，主持正义。但是“用一般性的词句痛骂奴隶制和其他类似的现象，对这些可耻的现象发泄高尚的义愤，这是最容易不过的做法。可惜，这样做仅仅说出了一件人所周知的事情，这就是：这种古代的制度已经不再适合我们目前的精神情况和由这种情况所决定的我们的感情”（14）。很明显，马克思主义者并不从抽象的阶级义愤出发去进行价值性研究，而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根据被剥削被压迫者在历史当时的实际利益去进行价值性研究的。
    恩格斯说：“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热烈欢迎这种生产方式。大工业兴起时期的英国工人就是如此。不仅如此，当这种生产方式对于社会还是正常的时候，满意于这种分配的情绪，总的来说，也会占支配地位。”（15）
    恩格斯指出，在奴隶制的上升期，奴隶制这种人剥削人和人压迫人的制度，“甚至对奴隶来说，也是一种进步，因为成为大批奴隶来源的战俘，以前被杀掉，而在更早的时候，甚至被吃掉，现在至少能保全生命的”（16）。这里所说的进步是根据当时奴隶的实际利益所做的价值性研究。因为，从奴隶的立场上说来，从被杀掉、被吃掉的战俘到保全生命当奴隶，意味着人身地位的上升。同样道理也适用于封建制度上升期的农奴和资本主义上升期的雇佣工人。因为奴隶转化为农奴意味着从可以被任意杀害到不能任意杀害的转化、农奴变为雇佣工人，意味着被钉着在土地上、没有人身自由转化为不再依附任何人、享有人身自由，这些都意味着人身地位的上升。
    从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规律上说，资本主义既要求劳动者具有人身自由，又要求劳动者丧失生产资料，成为除非出卖劳动力就无以为生的赤贫者。马克思关于英国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就是叙述英国“生产者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分离、从而把他们变成雇佣工人（现代意义上的无产者）而把生产资料占有者变成资本家的历史运动。在这一段历史中，‘成为形成过程中的资本家阶级进一步发展的杠杆的一切革命都是划时代的，使广大群众同他们传统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分离并把他们突然投到劳动市场上去的那些革命，更是如此”。马克思在谈到1861年俄国农奴解放以后的经济发展前景时说，“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17）。可见，一个封建主义国家要过渡为资本主义国家，它就必须首先使很大一部分农民丧失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这是封建社会经济形态转化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客观必然规律。这种规律性的转化本身无所谓利害，无所用其褒贬。马克思把这种转化称之为“划时代的”“革命”。所谓“划时代”是就其影响的重大和深远而言的。马克思的这一论断是一种规律性的研究，决不是价值性的研究。正相反，马克思站在丧失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劳动者的立场上，认为资产阶级运用暴力手段剥夺直接生产者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过程“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之下完成的”（18）。这才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国内剥夺所做的价值性评论。
    西方资本主义在原始积累过程中，还对外国人民进行疯狂的掠夺。马克思借用豪伊特的话总结这种掠夺说：“所谓基督教人种在世界各地对他们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所采取的野蛮和残暴的暴行，是世界史上任何时期任何野蛮愚昧和残暴无耻的人种都无法比拟的。”（19）马克思还对欧洲资产阶级国内剥夺和国外掠夺有过这样的价值性研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在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发展，欧洲的（资产阶级）舆论丢掉了最后一点羞耻和良心。各国恬不知耻地夸耀一切当作资本积累手段的卑鄙行径。”（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