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另一方面也须看到，中国古代的官、私史学并非全然对立，其间亦存在着相互统一之处。因为从根本上说，两者都受封建意识形态支配。私史的作者一般都为封建士大夫及其知识分子，尽管其成员的思想颇为复杂，但其阶级地位和所受时代教育决定了其史学活动总体上不可能越出封建的规范。况且由于中国古代特殊的官僚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统治阶层的成员构成一直处于上下升降流动之中，朝野人士的身份并非截然不变。而统治集团在运用权力压制私史中异端倾向的同时，也极力施展各种文化影响手段，以图将私史完全纳入官方的钦定轨道。比如，中国古代特有的科举制，便具有这样一种作用。其考试的基本内容为儒家经书，但史学也占相当的比重，唐宋时便设有一史、三史、三传等科目，“凡史科，每史问大义百条，策三道”；进士科的考试，明文要求包括《史记》、前后《汉书》和《三国志》等内容〔10〕。只有完全按照官方规定的一套思想路子去答题，才有可能得中。故这种官吏选拔制的实质，无非是要引诱和训练士人严格遵循统治者认可的价值取向去读书、思索和行事。在这种教育氛围中，其观念及史学活动便不能不习惯地受到官方正统思想的影响和束缚。以致许多私史的作者，即使身处江湖之远，也仍心系庙堂之上，一心以封建最高统治利益为念，于是在注重探讨封建“治道”这一点上，往往表现出与官方史学的一定趋同性。
    就史学发展中的作用看，官、私史学可说是各具某一方面的优势。官方史学因处于统治地位，既得凭借权势垄断宫廷记载与官方档案，又可下令征集民间各类野史，在掌握史料上，无疑享有一般私史作者极难获得的条件。故史馆制度在系统保存古代文献和组织纂修大型断代史、典制史、舆地志方面的意义不可低估，其所保存的史料很多属原始档案性质，如起居注、实录、会典等，一般都被认为比较可靠，具有私家野史不可替代的价值，是后世官、私史家研治历史的重要依据。
    私家史学虽然在编史的物质条件上远不如官方，甚至受到当权者的种种压抑和限制，但却始终是中国古代最为活跃的史学发展因素。他们的史学活动并不像史官那样完全从属于朝廷和受到君主与大臣寸步不离的干预，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钦定旨意也并不对其史书编写直接发生作用。一部分与社会下层有较多接触的史家，由于对民情疾苦有较深的体察，其头脑中的封建正统观念还受到一定冲击，甚至萌发出某些反专制、反暴政、反正统的观点，故其史著往往能较官修史更多地反映民间社会的情况，表现出一些进步的人民性倾向和比较深刻的史学思想。另一方面，在史书编纂中，也不会出现史馆集体修史时常见的那种“搁笔相视，含毫不断”〔11〕的相互牵制扯皮，因而得以较好地发挥个人的才智和主动性。在治史方法和史书编纂体例上，与墨守成规、日趋僵化的官方史学相比，尤能时有创新。古代最有成就的史学家和史学名著，大多出自私家，原因就在这里。至于历代私家野史的数量之多、种类之繁、内容之富、史学思想之活跃深刻，那更是官修史所不能望其项背的。私家野史的记载，在严谨性和史料价值上固然参差不齐，有时不免传闻失实，但它留下了大量有关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民情风俗方面具体细微的描述，有的还暴露了一些为官方有意隐讳或歪曲的“秘闻”真相。凡此，皆足补官方史学之阙。
    以上可见，官、私史学的相并发展，既有各异其趣、甚至矛盾冲突的一面，客观上又起着互为补充、互相推动、相得益彰的作用。这正是中国古代史学较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要发达和丰富多彩的基础所在。
    二、西方古代：从私史为主到教会垄断一切
    西方古代的史学，则没有形成如此明显的官、私两大发展系统。古希腊的史学，一开始就产生于民间，撰写史书完全是私人的事。如“历史之父”希罗多德，一生行踪漂泊，从未任过高官，其《希波战争史》无论就取材还是内容看，都洋溢着浓厚的民间社会气息。修昔底德虽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一度身居高位，然不久即因“贻误军机”遭革职放逐，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主要是在流放中撰写的。古罗马的史家，固然大多社会地位很高，但他们撰写史书一般并不负有官方使命。
    古希腊、罗马史书既多出私撰，则其史料搜集也不能不全凭个人之力，这在当时缺乏系统官方记载和其他文献资料的情况下，自不免使史家的眼界大受限制，以致除极少数如希罗多德那样游历丰富的史家外，大部分作者的记载都只能以其本人的经验见闻为限，像中国古代纪传体（包括志、表）一类系统叙述一代历史、地理、民族、人物事迹、政治制度、文化、经济各方面详情的史书可说几乎没有。西方古代史学形成以记当代见闻为主的传统，显然也与受此种客观条件的限制有关。“historia”一词不仅在希罗多德时代是指通过询访目击者考究事实真相，即使在罗马帝国的塔西佗（约55-120年）那里， 也仍用以“表示他对亲身所见的那个时代（69-96年）的记录；而当他记述更早一些时代时（14-68年），他把他的记述称为‘编年史’……在古代，甚至在中世纪，‘historia’一词还未被用于指过去的事件。而且，在那个时候，这个名词含有在时间上多少有点固定而延续不是太长的意义。”〔12〕这种传统，对西方古代史学发展的直接影响在于：（1 ）明于当代而昧于古代。美国学者班兹（1889-？年）就曾指出，西方“古代史学之全体而言，大体皆属当代史是也。神话稗闻而外，此派史学家罕有能‘发见’过去者。”〔13〕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到波里比阿（约公元前204-公元前122年）大多如此。（2 ）详于个人经历而疏于时代历史全貌。多数史家往往习惯于记载见闻，一旦越出这个范围，便易暴露其在历史综合能力等方面素养的不足。如号为“希腊三大史家”之一的色诺芬（约公元前430-公元前350年），在《远征记》中描述其参与希腊雇佣军的冒险经历相当翔实生动和成功，堪称“叙事史中的杰作”〔14〕。但其另一部下工夫最多、期望更大，试图成为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续编的《希腊史》却大为逊色，以致被后人讥评为：“除掉个人经验之外，色诺芬对其他均茫然不知。这部编年史缺点很多，作为一部整体历史来说，大事记载的连续性也很难令人了解。”〔15〕因此，柯林武德认为，古希腊史学强调目击者证词和当代史记述的特点，虽然奠定了其“记述之非常的坚实性和一贯性的基础”，但从历史学发展的角度看，也带来三种局限：一是“不可避免地强加给它的使用者以一种历史眼光的短浅性”，他们的记述一旦越出“活的记忆的长度”，就变得非常软弱不定。二是使历史学题材大受限制，史家“所能写的唯一事情就是发生在他能够与之有私人接触的那些人的记忆之中的事件”，以致成了“他那一代人的自传写作者，而写自传并不是一种职业”。三是难以“把各种特殊的历史集合成一种包罗万象的历史”〔16〕。这种趋势发展到后来，使古希腊、甚至罗马的历史写作越来越成了少数身居朝廷中枢，参与或熟悉当时各种政治、军事和上层权力斗争内幕，以及有着特殊经历的人涉足的领域。希腊化时期和罗马时代撰写回忆录成风，也包含着这种史学观念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