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史学传统与运行机制的辩证思索
    中西古代史学的传统正是在上述不同的演变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这种传统对其史学所起的实际影响，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文化现象，有时很难用“优”、“劣”这样的定性字眼来概括，因为其间往往利弊相伏，精芜并生。
    如中国自殷周以后逐渐形成的重史传统，一方面涵养了中华民族深沉的历史意识和爱国情操，使之积累起远比西方系统丰富的史料，极大地便利了后人研究和认识过去，促进了古代史学的发达。但另一方面，这笔巨大而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有时也会不知不觉地成为一种无形的精神包袱，导人滋生尊古恋旧、因循守故之习。表现在史学上，中国古代史著虽繁，然真正富有创造性的并不很多，其观念或形式，大半因袭前人；不少史家至于陷入浩繁的史料中不能自拔，唯孜孜以抄撮与排比资料为事。严谨些的，也只求记事无误，以为史学之技尽于此矣，实际上是把历史学降低到了文献学的水平。而在古希腊，则因前代遗存史料不足，史家于古史既无所施其才，乃纷纷将眼光投向现实。这对于形成西方注重当代史研究和强调分析的治史风格，又恰恰是一种有利的促进因素。
    考察中国古代官方文化政策对史学的影响时，同样可以看到这种得失相间的情形。古代统治者的重史及史馆制度的设置，对历史知识的保存与传播，都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也不能不看到其中存在的消极因素。首先，史学作为人类有意图的文化活动，总不免会带上各种主观色彩甚至偏见。当这种情况发生在一般史家身上时，其影响总是有限的，即使他的著作对史实有所歪曲，也多能参证同时其他有关记载加以考辨或纠正。但对于以皇帝为首的统治者来说，情况就不那么简单了。帝王之重史，目的在于巩固一人一家之天下。在封建专制统治非常强大的中国古代，其势尤足以笼盖全国。他们的意志，不独被贯注于官修史中，且可凭藉手中权力强加于整个社会，甚至对那些稍显异端的史著和史家加以无情翦灭。如秦始皇“焚书”对先秦各国史记的毁灭，清乾隆时编四库全书过程中对大量不利其统治的史书之禁毁与删改，都对古代的史学遗产造成了不可弥补的大破坏。至于大量的官修史书，其中隐讳不实处原就不少，“实录”也不免时遭篡改。这种情况，确给后人的研究造成了不少人为的困难。其次，官方的过分干预及其意志对社会各文化领域的高度渗透，还加强了中国古代史学的“官本位”意识。大部分史家，或为功名利禄所诱，或因久受官方思想熏陶，或慑于专制统治的淫威，皆习惯于按照统治者的思路和许可的范围、角度去研治历史，以致形成了如梁启超所批评的“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认历史为朝廷所专有物，舍朝廷则无可记载”的总体倾向〔47〕，表现出以帝王为中心，以政治为主体，热衷于为各级封建官吏提供“历史教科书”的特点。
    而在西方，世俗统治者虽从未对史学的发展有这样大的干预作用，但也未形成对整个社会文化如此强有力的控制。如罗马帝国早期，政府曾试图对史学严加干涉，但这种政策，违背了罗马立国以来的传统，当时即遭到一些人的暗中抵制，并未能长期继续下去。生活在该时代的塔西佗就指出：“自古以来，人们曾因为他们的行动受到指控，但言论还是自由的。”而“有些人认为现在的专制统治能够抹杀下一代人的记忆，他们的愚蠢不禁使人发笑。”〔48〕至中世纪，西方史学从神学思想上虽统一到了基督教的旗帜下，但事实上各修道院所编的史书，仍保持着相当的地方性。这种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又可以说孕育着后来西方史学发展多样性的有利种子。
    与中国古代改朝换代频繁，而制度文化依然保持高度连贯发展的情形不同，西方古代的政权更迭，常常包含着民族统治秩序乃至文化机制的变动。因此，中国古人那种牢不可破的“天下一家”、道统一贯观念，在西方古代很难为人普遍接受，他们很早就开始感受到任何民族都不可能永久地主宰“世界”历史命运的现实。诚如意大利现代史家克罗齐分析的那样：“罗马曾经一度把世界踩在脚下。但他们知道，胜利的女王有朝一日必然会从她所一度做过的女王变成奴隶，”就像历史上波斯继承巴比伦和马其顿取代波斯一样，罗马人“有时抑制地有时公开地发出迫不及待的问题：谁将成为继承者和掘墓人呢？会不会是威胁他们的帕提亚人呢？会不会是如此富于新鲜神奇的力量的日耳曼人呢？”〔49〕故西方人心目中的“世界”，乃是一种事实上多少承认各民族及其文化都各具存在价值的多元世界，而非中国古人通常理解的地域上以中国为主体，文化和政治上以华夏为一统，周围皆四裔小邦向其依附的格局。希罗多德的史学以及斯多噶学派创始人芝诺的“世界主义”便表现出这一特征。中世纪基督教世界史编纂思想的兴起，应当说也与此种环境或文化背景有相当的关系。
    最后，还应指出，由于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是沿着同一文化统绪不断延伸、修补和加固的过程，故在治史态度、方法、规范和史书编纂结构等方面，经过几千年的积累，形成了一套根深蒂固的观念或体系。一般说，这种体系越是成熟和稳定，对封建史学的完善便越有利。但一旦因社会总体结构发生大变动而需其作出相应的运行机制调整时，这种体系又往往会因稳定性高而显得转换滞重缓慢。反观西方，中世纪以前的史学，既无中国古代那样发达，也未形成如此根深蒂固、几千年一脉相延的旧传统，故在经历新的文化机制转换时，反能较快适应。中西史学的这一特点，在各自近代化的过程中有着明显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