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世纪以后，西方史学又经历了一次巨变。希腊、罗马时代建立起来的传统，仅仅在以拜占庭为统治中心的东罗马帝国境内得以继续，并与东方文化进一步混和。至于西欧，则完全成了基督教史学的一统天下，“异教史学绝迹。五世纪开始以后的八百年间，西欧大部分历史写作都是由基督教作家进行的，这些作家几乎个个都是传教士”〔29〕。这一时期的西方史学，无论就主导性的理论还是实践看，都与过去大不相同。从历史观念上看，“扬弃了希腊-罗马历史编纂学中的两种主导观念，那就是：（1）对人性的乐观主义观念；（2）作为历史变化过程的基础的有关永恒实体的实质主义的观念。”〔30〕神性又重降人世，神意成了主宰或评判一切历史事变的依据。在史学方法上，基督教史家也抛弃了由希腊史家建立的史料批判传统，多以抄袭为事，甚至不顾史实，随意想象夸张，以求附合“神恩”。基督教的历史观念和先验的历史发展模式，还促使编年体史书获得了特别的发展。一代又一代的修道士，在各地寺院里孜孜不倦地编纂、续修或修改编年史，成了西方中世纪特有的史学景观。
    可见，西方古代史学的演进，与中国古代取径于自然累积推进的方式不同，更多地呈现为大起大落的破坏和重建。
    当然，这并不是说，西方各时期史学的发展可以互不相关，完全自成一系。罗马史学对希腊史学的继承是十分明显的。即使是中世纪的史学，也有受古典传统影响的地方。如中世纪最为流行的寺院年代记或编年史，最初的形式是附有简短事件纪要的复活节一览表，这种表实渊源于罗马祭司的节期表。尤其是查理大帝时期开始的所谓“加洛林文艺复兴”，曾极力倡导用拉丁文写作的罗马古典传统。艾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从语言、结构到表现手法，全是对罗马帝国时代斯韦托尼阿《罗马十二帝王传》的模仿。罗马史家萨鲁斯特、李维等人的作品也常被中世纪寺院修道士抄袭。但这都属形式上的沿用，而非精神上的继承，更不足以改变其时基督教史学占绝对主导地位的事实。
    三、两种经学体系下的史学
    中国古代和西方中世纪史学的演变，有一个共同现象，即两者都受到某种“经学”思想体系的严格支配。
    中国古代的史学，自汉以后一直受到儒家经学的深刻影响，无论在社会功用、历史观、史事人物评价标准等理论方面，还是在表现形式和内容上，都与整个封建经学的内容、观点、发展态势结成了很强的依附特点。
    西方中世纪，则由于教会垄断了全部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活，以《圣经》为代表的基督教教义成了制约人们一切思想和行为的普遍价值尺度，历史学完全沦为“神学的一个卑贱的女侍”〔31〕。对基督教史家来说，“《圣经》中的一言一语皆自有其精深玄奥之意”〔32〕。而“《圣经》的引文已经成为证明、论据，《圣经》的权威是绝对的，从其中引证不仅解决教会的问题，甚至也解决历史本身问题。”〔33〕
    上述现象的产生，从根本上说，固然是因为儒学和基督教思想都是当时中西方的统治思想，史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一个特定领域，不可能不在总体上受其制约。但另一方面，也与这两者本身的起源和内容特点有关。
    儒家的经，直接渊源于周代的史官文化。所谓“五经”，原本不过是古代史官记录保存的文献档案，属“王官之学”，其内容涵盖面甚广，凡国家大事、礼乐制度及史官所掌天文、术数都在其列。在周末“礼崩乐坏”的过程中，孔子系统访集这类文献，删订成“五经”，目的既在保存和传播古代文化，也希望从中推求社会递变和人事治道之因果得失，并将其改造为应时之学。其他先秦诸子百家虽也无不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史官文化的沾溉，但大多限于某一方面。因此可以说，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派确实较为全面地继承了周代史官文化的遗产及其精神，其注重保存有关前代文物制度和观念方面文献的重史传统也源于此。这一点，对后来中国文化的发展影响至为深远。
    在儒学独盛的封建时代，孔子不仅被奉为经学之圣，也被尊为史学的开山祖。一般知识分子所习，无不以经、史二者为基础，作为入仕或治学的必经之途。即使以阐扬经学名家者，亦有专重名物训诂和通经文本义为主，方法全近于史学一路的，如古文经学家。故现代有学者认为：“史术通贯经术，为儒术之正宗”，并说清代所谓考据、词章、义理之学，三者“皆出于史”〔34〕。对于经史两者的关系，历代学者争议颇多。大抵古代不外尊经抑史，常以“经精史粗”、“经正史杂”之说，强调经学对史学的绝对主导作用。近代则风气一变，梁启超至谓：“中国古代，史外无学，举凡人类知识之记录，无不丛纳之于史，厥后经二千年分化之结果，各科次第析出。”〔35〕直欲黜经而存史，此盖经学衰落有以致之。其实，经与史，若从两者的源头周代史官文化看，本无所谓经，也无后世那种狭义之史。因其时文化初兴，自有一种元气淋漓的浑沌气象，各种知识并无明晰的分类概念。若以今日的学术眼光审视，则不独“经”中的内容大半为“史”，即就其总体说，也全属古代史料。故明清学者所倡“六经皆史”说，不论其用意如何，要皆反映了经史之间这种难分难解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