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唯物史观要注重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唯物史观的诞生对历史学的发展具有革命意义，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回顾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20世纪初，唯物史观通过先进知识分子传入中国，得到积极回响，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发展过程中虽有曲折、失误，但它所取得的成绩令世人瞩目，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主流。展望21世纪，人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得到进一步发展。没有理论便没有历史科学，而唯物史观则是史学理论的核心。史学的进步和发展对坚持唯物史观提出了新的要求。
    唯物史观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实践性，就历史研究而言，在于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去揭示历史矛盾运动的规律，分析复杂的社会历史进程，评价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概括和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等等，当然，唯物史观不是历史学唯一的理论和方法论，但它和科学的史学理论方法论并不矛盾。20世纪中外史学史充分表明了这一点。除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外，在其他一些有影响有作为有贡献的史学流派的理论与方法中，也都不同程度地渗透有唯物史观的思想光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5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史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过程中，唯物史观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美国史学家伊格尔斯在《欧洲史学新方向》一书中曾指出，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有助于扩展历史学家提出的问题，有助于加强对社会经济条件和阶级冲突的物质基础的关注。
    唯物史观的生命力，还在于它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而不能用停止的僵化的观点去对待唯物史观。我国历史科学的发展，同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一样，处在一个新的转折时期，历史研究的实践提出一系列重大的新的理论问题，需要认真的研究，并给予科学的回答。这些问题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因此不可能从书本上找到现成的答案，而必须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详尽地占有，科学地认识和分析史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艰苦的理论探讨，从而得出更符合历史真实的答案。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是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那么在历史研究中坚持唯物史观，同样应贯彻这样的原则。历史研究不是史料的堆砌，无论是分析史料背后所蕴含的更深刻更丰富的历史内容，还是对历史事件历史过程的本质内容进行概括，都离不开理论，离不开唯物史观的指导，当然，这种指导的前提是着眼于新的发展，而不是脱离实际去摘录经典作家的现成结论。
    唯物史观克服了以往一切历史理论的缺点，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同样，唯物史观使人类历史的研究成为科学。在展望新世纪到来之时，坚持唯物史观，发展唯物史观是每一名史学工作者应有的科学态度，也是保证我国历史科学不断繁荣、发展的保证。
    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研究苏联解体史的一点体会
    20世纪90年代，在世界历史发展中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事件：苏联解体。这一事件震惊了世界，也给研究苏俄史的学者提出新的课题：苏联解体史研究。
    由于苏联解体表现出两个特点，因而使对它的研究遇到两个新问题：
    1.从内容方面讲，执政了70年，堪称强大的苏共，在短短几年间崩溃，出乎人们的预料，具有某种超常性。因此人们的研究热点集中在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上。并由此引起对以往关于苏共和苏联史研究结论的重新检验问题。
    2.从研究方法讲，由于苏联解体不是苏联社会某个领域发生危机，而是社会形态的变化，因此对这一事件的研究必然具有高度综合、概括的性质。这使我们思考，以往的研究方法是否需要改进和完善。
    如何解答上述两个问题，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需要结合研究实践，从马克思唯物史观中汲取营养。我认为，有三个关系要处理好。
    1.关于从史实出发与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的关系。对苏联解体时期历史，尤其对苏联解体原因，这样一个尖锐，而又具有很大难度的问题进行研究，首先必须从史实出发。但这不意味着可以脱离唯物史观的立场；而贯彻唯物史观的立场，又不等于将其观点凝固为意识形态的教条。这里应坚持实践和发展的观点：深入理解和掌握唯物史观的精髓，以史实为基础对问题作出中肯、具有说服力的回答。
    2.关于个别分析与综合分析的关系。每个历史研究客体都具有两重性。首先，它是个别的，由于其质的规定性，而属于相应的社会范畴：是经济的、政治的，还是社会的、文化的……其次，研究客体处在社会整体中，是社会各个领域相互作用的总和，因此它又是综合的。在我们以往的历史分析中，注重个别分析，这是正确和必要的。因为以个别分析为基础，才能使分析具体而不空泛。同时我认为，在对苏联解体原因这样具有综合性的课题进行研究时，应该对综合分析予以充分的重视：因为综合分析才体现了从“大”的史实出发。综合分析应包括时间与空间两个方面。从时间方面讲，应对客体用运动的眼光进行考察，不仅考察研究客体的过去，而且考察它到迄今为止的发展。从空间方面讲，就是要对客体从多元的角度考察和分析。总之通过综合分析，才能看清研究客体在社会中的位置与作用。例如，对戈尔巴乔夫时期影子经济的评价问题，孤立地从戈氏时代考察，看不清它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跟踪影子经济在苏联解体后的发展，发现今日俄罗斯七大金融寡头中，有五个是戈氏时期自发市场上的弄潮儿，他们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已赚到足够今后“起飞”的私人资本。这表明，俄新兴资本在戈氏时代，已经以影子经济的形态萌芽。影子资本为了使其经营合法化、制度化--即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而要求制度的变革，终成为瓦解社会主义重要的社会力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