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庄回忆说：“从1949年3月进城到1950年底，即新中国建立前后一年多时间，人民日报的工作相当困难。各部门领导干部基本是根据地来的，虽然补充了一批新鲜血液，但同时又调出一部分人，经常感到人手不敷分配。从华北中央局机关报升格为中央党报，宣传任务重了，接触面多了，许多新鲜事物不熟不懂。从分散的游击战争环境到集中的和平大城市，这个转变太快太急，从领导到职工，欢欣鼓舞之余，多少有些不清醒、不适应。”⑦这种不清醒、不适应表现在中央党报的日常新闻实践中，就是《人民日报》不断出现的各种错误。自1949年8月1日报纸正式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至同年12月底，《人民日报》先后刊登的更正启事多达81条。例如，1949年9月22日，一版社论《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误将苏联国旗当作新中国国旗刊在题头。9月29日，一版刊登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歌词时，误将“最后的吼声”刊为“最大的吼声”；刊登新公布的国旗时，在国旗的一角错误地出现了黄边；刊登伟大领袖照片时，仍然遵照过去的惯例——将斯大林照片放在毛泽东照片前面，完全没有考虑到毛泽东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理应放在前面；刊登各民主党派的活动与贺电时，也在版面安排上表现出轻视民主党派地位的问题。追根溯源，何燕凌回忆称：这是由于战争年代在农村环境中难免有游击习气，散漫、迟缓、不细致、不严密的作风被带进了城，行政部门、印刷厂和编辑部不像在乡下的时候那样亲密无间了，科学的经营管理还说不上，报纸出版时间太晚的问题久久未能解决。⑧此外，在开国大典期间，《人民日报》再次出现差错，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说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初次发表的国旗图样说明、国歌的歌词和曲谱均有差错，重要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有时被安排在版面的次要位置。这些差错惊动了毛泽东，他召集《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负责人，给以严厉批评，要求查出对这些错误应负责的人并给以处分，还说以后必须确立和严格执行有关的制度，若再发生重大政治错误要开除党籍，对违反国法的要提交法庭审判。⑨
    《人民日报》还面临新闻稿源十分匮乏、群众联系不够通畅等问题。进城以后，《人民日报》与过去在解放区发展的7000余名通讯员中的绝大多数失去了联系。在北平城新发展的通讯员，数量不多，又多为学校学生或机关干部。因此，报社开展全国性的报道只能依赖新华社提供新闻，常常陷入“来什么登什么，或到了晚间，还不清楚当天有哪些重要稿件需要刊登”的被动局面，甚至闹起了稿荒，只好常常拿机关文告或机关学校工作总结来填充版面。⑩此外，作为党报联系群众的重要环节，处理读者来信，接待读者来访，深入基层建立读报组，以及就读者来信来访进行实地调查，也没有认真建设。“群众来信往往被随便扔掉，为读者服务的专栏在版面上消失了，读报组大多徒有虚名，报纸宣传的实际效果，编辑部很难知道”(11)；“不熟悉工人、市民、工商业者、知识分子，直至街道胡同、门牌号数。长期‘只此一家’惯了，从无多家报纸竞争的习惯和观念”(12)。这些做法和观念，严重地妨碍了党报与城市读者建立密切联系。来自农村根据地的新闻工作者也很难适应城市办报的要求。“报社成员想有作为，苦少办法。遇国内外重要问题，写评论很吃力；安排版面，制作标题，常常忘记向全国人民说话，忽视从政治考虑问题，多次出纰漏，作检讨”。 
    上述情况使得全面负责《人民日报》日常工作的总编辑邓拓感到力不从心。1949年12月1日，他在呈交陆定一、胡乔木并报毛泽东、刘少奇的报告中，指出《人民日报》工作存在的问题：严重脱离实际现象，游击习气积重难返，编辑部的领导实际上是多头的而不是逐级的个人负责制；干部量多质低，并且使用不当，不能发挥积极性；行政管理工作对编辑工作配合不好。(13)针对这些问题，邓拓建议增调一批懂业务的领导骨干，并改组编辑部。后来，这份报告得到毛泽东批示：“应早日解决，不应拖得太久。邓拓意见似乎是好的。”1950年1月，中央正式调派范长江担任社长，邓拓任副社长兼总编辑。选择范长江作为中央党报的社长一职，原因有二：一是因为毛泽东对范长江的特殊信任。在中央前委撤出延安转战陕北期间，就是范长江带领新华社部分成员组成第四大队跟随左右，积极向外界传播党中央的声音；二是因为范长江作为《大公报》培养出来的精英，30年代已经成为中国新闻界的知名记者，符合邓拓提出由“懂业务”的领导骨干来加强《人民日报》工作的要求。毛泽东对《人民日报》建国初期的工作非常不满，明确指出要《人民日报》多学学《大公报》，“你们有点像《大公报》我就满意了”。(14)因此，委任范长江担任的社长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在范长江的内心世界里，也渴望让新的中央党报继续延续延安《解放日报》的光荣传统和良好声誉。《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安岗晚年回忆当时的情景：“长江同志当时常同我谈怎样办好《人民日报》的问题。他的思想集中在怎样办一张最好的党中央报纸。”(15)因此，为了改进《人民日报》的宣传工作，范长江就任伊始，立即向中央打报告，围绕着如何更深入更迅速地反映全国的实际工作，他提出三项措施：组织言论委员会，建立“党的生活”专栏，派出记者前往各地进行实际工作报道。(16)范长江是从新闻媒介主动反映、监督和指导客观实践的层面来推动党报的新闻报道。主张创建言论委员会，显然受到《大公报》重视言论工作传统的影响；要求报纸开展批评报道、选派记者分赴各地采访，打破党报新闻过于依赖党委指示而被动地进行政策宣传解释的惯例，突出了对党报新闻干部在职业化的新闻实践中发挥积极性、主动性的要求。正是从党报工作必须从被动转为主动的认识出发，范长江在苏联电影《大转变》的启发下，要求《人民日报》开始一场战略性的“大转变”。
    二、范长江领导下的党报新闻制度改革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新闻改革应该从何处着手，如何推进呢？范长江深切认识到，仅凭个人的力量不足以推动中央党报的“大转变”，支持他的中央领导是必须倚重的制度性资源。在集体观看《大转变》后，他首先在编辑部主持了一次座谈会，时任新闻总署署长的胡乔木(前《人民日报》社长)应邀参加并作了重要发言。何燕凌回忆这场座谈时，对胡乔木“人皆可以为尧舜，报皆可以为《真理》”的开场白印象深刻。在中共执政初期坚持“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下，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都非常注重借鉴苏联的经验和模式，苏联《真理报》的办报模式常被奉为圭臬。胡乔木在座谈会上表态说：“你们(《人民日报》的记者、编辑)说《人民日报》不像《真理报》那样，没有一个中央委员在报社任领导工作，或者说缺少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帮助，所以办不好。这都不对。要自己提高自己。自己能打仗，才会得到援助。”以电影为例，胡乔木要求党报新闻干部要像指挥作战的将军们一样，按照中央确定的总的方针独立地艰苦思考、当机立断，不要事事依赖上级指点。胡乔木的发言显示了中共中央当时对党报工作的认知态度，要求党报独立地开展工作、独立地对人民负责，也就是要求党报要积极主动地承担起宣传、解释党的方针政策路线的任务，而不是消极被动地依赖上级领导的指示。范长江也在会上明确提出《人民日报》通过“大转变”来改进党报工作的基本策略，即“胜利靠每个人都发挥主动性，奋勇作战”，但这并不是各自为战，而是有一个共同的作战计划和进击目标。(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