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出身的范长江，对何谓新闻、如何采访新闻的理解与那些来自农村根据地的党报新闻干部存在巨大的差异。在《人民日报》的新闻干部看来，这是“凡事要积极争取”和“一切听候组织安排”两种工作作风的区别。经过“大转变”一系列的制度改革与人员调整，《人民日报》的党报新闻干部们对范长江发动的中央党报“大转变”留下的深刻印象就是，“经此一逼一压，对于扭转某些不适应当代新闻工作的观念和做法，起了‘创新’的作用”。(40)
    三、观念冲突下的集体反抗
    经过各方面的“大转变”，《人民日报》的办报工作开始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刘少奇向范长江表达了他对报纸的看法，“《人民日报》有点看头了，有生气了，发表了一些能解决问题的文章。反映实际工作中的真实情况，指出问题如何解决，报纸才是有生命的。”范长江也要求各组和各地记者经常写情况汇报和工作日报，每月作报道计划和工作总结，作为报社总编室制定报道计划的依据。他多次就改进《人民日报》工作的问题给中央写综合报告、专题报告和请示信，就改进工作的每一项办法同胡乔木交换意见，与编委成员反复商议，同编辑、记者交谈。(41)作为上级行政主管领导的胡乔木也十分支持范长江领导的“大转变”，仅1950年和1951年期间，胡乔木写给范、邓、安三人的信件就有16件，主要内容是就《人民日报》的新闻报道、评论写作和版面安排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
    但是，这并不能使《人民日报》免于犯各种错误。1951年上半年，《人民日报》刊登的各类更正高达125条。8月，《人民日报》内部统计显示，当月小样检查出的错误共263处，包括政策性错误、引语错误、题文不符、发稿重复、用词不当、暴露机密、滥用简词、与事实不符和文法不通。正式出报后检查出的错误也有15处。(42)9月，《人民日报》的新闻干部集中学习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文件，由范长江向中央提交一份题为《怎样加强人民日报的思想性与群众性》的工作总结报告。在报告中，他提到“有读者反映说，《人民日报》老是作更正或检讨，当然，检讨与更正都表示认真负责，但老是更正检讨，就变成‘老油条’了……报社工作人员的水平与报纸的地位是不相称的，特别是我，不敷所托”(43)。 
    由此看来，范长江在“大转变”期间制定的各项改革措施，在转变党报新闻干部的思想认识、工作作风，进而实现中央党报的办报目标上并不完全是一帆风顺的。如范长江提出的将通讯员工作提升至“社会活动家”式的培养方式，在实际执行中《人民日报》编辑部只有部分专业组大致上按照此项要求联系了几百人，但也没有真正起到作用。甚至有人觉得，记者稿、特约稿还有许多用不出去，通讯员稿处理起来又特别费劲，采用率很低，何必多此一事呢？(44)范长江提出通讯员应当成为斯大林谈及工农通讯员的时候所说的那种“社会活动家”的想法，报社编委会和各组编辑、记者也并不完全同意。类似这般的领导者与执行者在处事风格和思想认识上的观念冲突，实际上反映的正是城市办报与农村办报间不同的新闻制度环境对个体行动者产生的形构。每个个体的具体行为选择是深深地嵌入于制度世界之中的，由各种规则、教义、惯例和信仰所构成的制度，为行动者对行动情景和行动策略起到了过滤和建构的作用，也影响着行动者的身份认同、自我印象和偏好。(45)
    身为中国新闻史上知名记者的范长江，虽然并非大学的新闻专业科班出身，但在自身的新闻报道实践中，深受城市私营报业新闻制度的影响。《大公报》作为范长江新闻职业生涯的起步阶段，赋予其最基本的新闻学观念。范长江坦言：“我在《大公报》四年，与胡政之接触较多，对他标榜的‘民间报纸’、‘独立言论’、‘客观报道’、‘诚以待人’这一套办报主张，一直以为有几分真实。”(46)范长江在一系列西北采访中关于西北边疆和民族生活的报道，以及陕北红区真实情况的报道，也体现了他所提倡的新闻记者积极主动地发现新闻，并通过实地采访获取一手素材的个性化新闻报道风格。正是范长江这种目击式的新闻报道，慷慨激昂的写作风格和生动的口语表达方式，为他赢得了无数读者的尊敬。尽管通过新闻报道积极参与政治的行为最终促使范长江的记者生涯“政治化”，但是在革命者的政治立场之外，对于新闻报道在实践操作层面的基本观念，对于新闻的时效性、新闻记者的积极能动性的认知观念，并没有因为政治信仰的改变而发生变化。于是，范长江通过自己的从业经验培养起来的新闻观念，使他在《人民日报》发动的“大转变”中，制订了大量新政策和新制度安排，并试图利用自己的新闻观念去改造来自农村的党报新闻干部的办报思想。
    而经历了从农村办报向城市办报转移的《人民日报》，曾经长期在华北农村根据地出版，编辑部成员主要来自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和《晋察冀日报》这两张根据地机关报。《人民日报》进城后，随报社进城的业务骨干基本上以解放区原有的干部、记者为主，没有在城市办党报的经验。但这些来自解放区新闻干部，大都经过根据地的整风，树立了一切事情听党的话，愿意当革命的“螺丝钉”，群众的“勤务员”的革命理想，甚至是作党的“驯服工具”的思想观念。(47)因此，即使在进入城市办报以后，这些党报新闻干部在新闻报道实际操作方面，仍然习惯于延安党报模式下形成的“一切听候组织安排”、被动地等待上级指示的新闻生产方式。
    这些不同制度环境下形成的个体观念，在《人民日报》的这场大转变中产生了交集，也让我们看到观念在塑造新制度的同时如何以等势的反作用阻碍新制度的推行。尤其是在中共党报作为一个依附于政党的组织机构的前提下，党报新闻工作者凡事讲究组织纪律、革命资历与阶级出身，而范长江却是从这一体制外中途转变人生信仰，追随中共领袖参加民主革命的新制度设计参与者，资历尚浅是一个问题，更重要的是以一己之力试图去改变一个以农村新闻干部为主体的行动集体，去改造那些如此“习惯”以至于已经自然而然地作为集体行动构成要素的认知观念和制度安排，个中困难可想而知。最终“新闻本位”与“宣传本位”的观念冲突，转化为报社内部的一场权力斗争。
    1951年冬季，“三反”、“五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人民日报》编辑部也开展了一场“三反”运动，以“反贪污”的名义揪出负责报社经营部门的秘书长王友唐作为“大老虎”来打，以“反官僚主义”的口号指向社长范长江。(48)1952年1月17日，《人民日报》社地方记者组秘书、党小组长的陈勇进撰文《我对范长江同志的意见》，上交报社第一支部委员会转总支委员会并报中央。这篇意见书中提出的问题，主要来自报社编辑部各部门负责干部，特别是一批抗日战争期间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对范长江的各种看法，认为范长江开始到《人民日报》时显示了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但时间不久就暴露了他在修养上和真正的才能上，距一个真正中央报纸社长所应有的修养和能力是相差很远的。(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