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6月间，《人民日报》社为范长江等领导同志举行了批评帮助会议，前后历时8天，其中大部分时间由报社编辑部人员对领导干部的工作提出意见。所提的各项意见之中，又以总编辑邓拓的发言力度最大——其他同志的意见主要针对范长江的工作方法，邓拓将范长江的错误上升到思想作风高度，归纳为“有资产阶级的庸俗思想作风，有十分突出的个人英雄主义，在党内和群众中的实际锻炼很少，因此。他在工作中逐渐发展了主观武断的家长制作风，严重地脱离了群众”。同时，邓拓进行了自我批评。他检讨说：他在《人民日报》初期的工作中，资产阶级的影响也曾经是很严重的，当时他本人没有系统地去研究和总结我们在解放区办报的经验，曾不加批判地提出了“学《大公报》”的口号，还批准了在土地改革时期从地方调来的一批同志离开报社，想换一批干部，而没有首先努力巩固与提高已有干部，然后再去争取增加一批干部。总之，在办报方针和干部政策上都犯了原则错误。
    从批评范长江的“家长制”作风，延伸到对过去一段时间里办报方针和用人政策进行检讨，范长江提出的一些比较符合新闻事业发展规律的思想与观念，不但没能得到应有的肯定与坚持，反而被当作“资产阶级新闻学”的观点加以批判。而范长江显然也在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面前束手无策，思想茫然。范长江也举出很多事例为自己解释，但是他越是解释，报社一些同志就越认为他不愿认真听取与考虑大家的意见。最终，范长江与报社成员之间的矛盾一时难以调和，迫使中央将其调走，甚至是远离他所熟悉的新闻界。这场失去了指挥官的“大转变”也悄然偃旗息鼓，不了了之。以至于到了1954年，在中共中央看来，党报的新闻报道在反映人民群众的多方面活动方面仍然存在严重缺点。联系实际和联系群众，依然是党报工作需要改进的重点和努力的方向。这些问题一直积聚到1956年《人民日报》的正式改版，当中央党报再次提出要“扩大报道范围、开展自由讨论、改进文风”的改革举措时，与范长江发动“大转变”期间进行的制度改革竟是如此地相似。 
    范长江在中共党报工作中制度改革的失败，既有因新闻观念差异而激化日常矛盾的原因，也与中共党报作为依附于党组织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组织成员可以凭借革命资历与阶级出身来开展政治斗争有关系。组织社会学者认为，组织的内在结构有两个层面：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权威。正式权威是指在等级制结构中的某个位置；非正式权威指的是潜在地允许行动者确定组织资源去向的权力或者专家意见。有权力的人会行动起来，通过正式与非正式权威实施其主张而保护其位置。只有在一系列新活动者获得了权力时，或改变组织目标是符合当权者的利益时，组织目标才有可能出现调整和变革。(49)
    委任《大公报》出身的范长江出任中共最高级别的机关报《人民日报》的社长，体现了中共中央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继续探索和改革党报工作的决心。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中提到：党报记者要不断学习，不但自己可以学习自己，也可以批判地学习国民党的报纸和外国通讯社的报道，并称“人家许多东西不比你们写得差，甚至还好些”。(51)在建国初期的城市办报实践中，由私营报纸培养起来的新闻人才担任中央党报的社长一职，体现了中共决策者这种兼容并包的精神。有了中央领导的支持，范长江在领导《人民日报》开展“大转变”期间，自然是毫不含糊地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落实党中央提出的改进报纸工作的各项方法。对于一些积习难返、作风疲沓的党报新闻工作者，范长江也常常毫不留情地当众给予严厉批评。但是习惯于“一切听候组织安排”的党报新闻工作者在涉及个人利益问题时，这些行动者所拥有的革命资历与阶级出身等非正式权威，又使他们非常关注个体在组织中的权力地位与等级差异，经常会为了获得组织内部的一些有利的资源分配而发生冲突。
    来自清华大学外文系的王金凤在回忆录里提到《人民日报》的新闻干部为争“中灶”、争一套呢制服而争吵的情况。1949年3月，《人民日报》转入北平以后，报社设立“中灶”，规定县团级干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干部可以吃“中灶”。而在进城之前，《人民日报》内部除了社长张磐石由中央局特别要求给予“小灶”待遇外，其余人员从安岗以下全部是“大灶”。按照当时的伙食标准，“大灶”为全部粗粮和素菜，一个月改善一次伙食，吃一顿肉或饺子。“中灶”的菜和“大灶”是一样的，只是在主食方面，细粮即白面多一些而已。报社中有的人被定为“大灶标准”，不够吃“中灶”，于是找到行政领导吵闹，认为把自己的待遇定低了。当时又有规定，县团级干部由公家配制一套呢制服，结果也有人去争吵。(52)在生活待遇方面尚且如此，在日常工作实践中自然也有不服气的时候。《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根据入党和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先后，有“三八”式和“四八”式之分：在第一线采访的大都是新参加党报工作的“四八”式年轻记者，“三八”式的老记者是指挥一线记者的组长或编委成员。(53)而像张磐石这样在土地革命时期就投身共产党的老战士，在担任《人民日报》社长期间，在工作上虽然也以严格著称，脾气不太好的他批评起人来会毫不客气地当面训斥，严厉得使一些干部有些怕他。鉴于他的革命资历和领导地位，下属干部也就接受了。新中国成立前后，胡乔木以党的中央委员担任《人民日报》社长，以他的资历和党内地位，《人民日报》的新闻干部也是不得不服从的。
    范长江担任《人民日报》的社长，论资历上比不上报社“三八”式的老干部，甚至在党龄上还不如他们。但是由于身处报社一把手的地位，而且受到胡乔木等中央领导的支持，在《人民日报》开展工作时并不注意一些党内工作的方式方法，甚至是“有些粗暴和锋芒毕露”。(54)有的记者因为采访不够深入、全面，稿子出现部分失实，便要专门开会给予批评，写检查反省，甚至登报检讨。(55)在飞行集会上，范长江也经常不留情面甚至冷嘲热讽地批评一些农村新闻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根据现在保留的当时召开飞行会议的记录，范长江的言辞的确比较过激。在1950年9月19日飞行会议上，他尖锐地批评：“有些同志写文章又臭又长，流毒全党。有些同志不用脑子，脑子专用于吃饭，姓饭名桶字无用号浪费。现在相当一部分同志是盲目的，要猛省！现在《人民日报》怕运动，每逢运动必败，为什么？不会配合，不是这个事情掉了，就是那个掉了。”针对做事疲沓、不讲效率的农村作坊式做法，范长江经常当众批评为“老棉袄、老油条”，甚至将部分干部进城后常摆老革命架子的行为比喻为“猪肉架子”、“狗肉架子”。这些激烈言辞必然引起一些早年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同志的反感情绪，对此，范长江在一次飞行会议上劝导说：“要把批评看作擦灰尘，洗脸，不要看作是‘听训’。新闻工作者最宝贵的品质，是对社会事业有感觉。要培养社会事业家的感觉，不要培养个人事业的感觉。自己斤斤于个人的打算，那不会有什么成就，必须以无限的忠诚来为社会为人民服务。”(56)但是，对那些因伙食标准、呢制服问题都要到上级领导面前争吵、申辩的新闻干部而言，并不愿意顺从范长江某些主观的、武断的、“一手包办”的家长式作风。许多《人民日报》的老记者、老编辑后来回忆范长江时，除了对他个人能力和魄力表示赞赏外，往往对他的粗暴性格与办事作风颇有微词。何燕凌认为范长江对他人的批评，有些话“失之鲁莽或过于尖刻”，伤害过一些好同志；林晰认为范长江性格比较粗暴，相较而言，邓拓就平易近人多了；刘振祥也认为范长江性情急躁，对农村干部的批评说的话比较重。(57)因此，在“三反”、“五反”的运动中，那些拥有提意见、发动批评权利的党员干部，显然正在运用非正式权威，将自己身上的问题隐藏起来，反过来声讨曾经指出自己身上问题所在的批评者。而且在建国初期阶级斗争仍非常敏感的情况下，用“资产阶级新闻观点”、“资产阶级思想作风”来发动政治斗争，触动中央领导层最敏感的神经，很容易地就实现了权力逆转。在如此这般的你来我往中，真正有效的制度也只能流于形式而无法执行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