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作战计划和进击目标，在1950年3月上旬范长江、邓拓联名向中共中央写的报告中有所体现：“去年三月入城以后，《人民日报》取得了若干进步，但由于多数干部对城市办报，以及如何办全国性报纸的路线、方针、办法，长期混乱不清，以致形成严重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与独立分散的倾向。”二人在报告最后表示：决心在中央领导下，把《人民日报》办成名副其实的中央党报。(18)也就是说，经过近一年时间的城市办报实践，中央党报在新的办报环境和新的报纸身份面前，仍然没有明确的全国性中央党报特有的城市办报目标和办报策略。对此，《人民日报》编委会已经多次开会作出检讨，认为“报纸进城后开始从地方性转向全国性，但是大多数同志表现了狭隘的地方观点与经验主义，不懂得党报是向全国人民说话，表现出了缺乏国家观念、缺乏代表国家宣传的思想。没有意识到我们党是领导全国掌握政权的党，因而党报的地位就与过去大不相同了”(19)。 
    实现中央党报从“农村办报”向“城市办报”的转移，对于大多数在农村根据地成长起来的党报新闻干部来说，仅仅完成办报地理位置的迁移，还没有在思想认识上真正跟进中共决策者制定的各项政治策略。而既有的延安党报模式在运作过程中，制度设计者在时间、精力和信息方面所受到的限制，也使他难以具备充分的远见，意料到中共党报在城市办报中会出现的各种问题，并提前通过制度安排来予以防范和制约。由此，在城市办报和办全国性报纸这两大压力下，富有城市新闻报道实践经验的范长江，无疑成为中共在改进城市办报工作过程中获得的一名体制外的新行动者，利用其不同于农村办报的新闻观念来实现对既有制度的叠加和修补。于是，由范长江领导的这场中央党报的“大转变”，实际上成为中共党报继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以来开展的新一轮的党报新闻制度改革。
    从更大范围的报业环境来看，全国党报工作都需要通过一次“大转变”来纠正进城办报以来出现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关门办报”的孤立局面。毕竟，这并不是《人民日报》独有的问题。1949年10月23日，新成立不久的新闻总署已经发现在当时的新闻工作中，各地对城乡实际工作的报道是十分不够的，“现在新华社总社收到的新闻，绝大多数都是日常消息，这种消息原本只要几句话可以说完的，但我们却常常花费过多的笔墨；至于有关实际工作动态的新闻，则十分稀少，而在这已经稀少的新闻中，真正概括的介绍实际工作生动情况和具体经验的新闻，则更见缺乏”，致使新闻报道远远落后于实际工作的发展。为此，新闻总署要求各地新闻机构除了报道一般政治动态以外，还必须“经常地有系统地反映和指导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因为这种下层的社会政治经济改革才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障革命胜利成果的决定因素，也是报纸等新闻机构发挥联系和提高群众作用的主要途径。(20)到1950年3月，胡乔木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改进新中国报纸工作的建议，依然是从“联系实际、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个方面去要求的。在胡乔木看来，新中国的报纸不能够很好地联系实际工作的具体表现就是地方报纸过多地刊登全国性或世界性的内容，因此，不能更好地反映和指导地方工作；全国所有的报纸则都登载了很多关于会议的消息，报道许多机关的活动，而这些东西大多数不是群众所能够了解和感兴趣的，因而宣传越多价值越少，报纸变成了布告牌。(21)与此同时，群众生活里产生出来的种种人物、种种智慧、种种经验、种种问题却不能占据报纸的主要篇幅，这就使得报纸失去了作为党的喉舌向群众讲话的功能，表现出脱离群众的倾向，而倾听群众的要求和呼声的问题又与报纸是否能发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战斗性有关。(22)为此，胡乔木呼吁全国报纸从领导思想、工作方法上改变起，一直改变到全部的版面。
    在创办“名副其实的中央党报”的目标指引下，以中共中央改进全国报纸工作的策略部署为制度背景，《人民日报》发动的战略性“大转变”正式拉开了帷幕。从具体的制度构建内容来看，范长江领导中央党报开展的“大转变”，可以将其划分为组织层面、行动者层面和认知观念层面上的制度安排。这三个层面组成了中共党报在日常新闻报道实践中由外至内相互作用的制度变量序列。
    (一)组织层面
    新闻业的组织架构和工作常规约束着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行为。然而，任何组织都是在既有约束条件所决定的机会集合下有目的地创立的，什么样的组织会出现，以及如何发生演化将受到具体制度安排的影响。(23)为了对中共党报组织开展制度化管理，范长江设计出台了各项规章制度。 
    首先，着手建立、完善编委会会议制度。每星期六下午二时举行编委正式会议，通报全国新近重大情况，讨论研究报社重要工作及重要报道选题，分派与落实各项工作任务。编委会成员的工作也进行明确分工。在编委会之外，范长江还借鉴苏联《真理报》多年来坚持举行的“飞行集会”(意译为“简短集会”)，作为不定期召开的编辑部工作会议。
    其次，报社编辑部的组织架构出现较大的变动。结合胡乔木在改进报纸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学习苏联《真理报》编辑部分工的要求，范长江出台编、采、通合一的管理办法，对编辑部开展专业化的分工建设。范长江要求编辑部分设五个组：第一组负责政治、法律、军事要闻，并负责全部版面的拼版，在夜间工作，其他组都在白天工作；第二组负责工矿、交通、农业生产等报道；第三组负责财政、金融、贸易等报道；第四组负责文化、教育及党的生活、青年团工作等报道；第五组负责文艺副刊、人民园地及美术等。各组组长由编委担任，便于提高工作效率及统一调度人员，但各组均归总编辑直接领导。各组暂定至少每隔一天交出可登一个半版的稿件，其中包括新闻、通讯和评论，篇幅长短搭配，交总编辑最后审定与取舍。(24)
    再次，编辑部的工作分工不断细化，专业化要求也更高，编辑工作从采写新闻、传送处理稿件，到编辑排版、签字付印，也都明确规定了具体的时间节点和工作流程。同时针对《人民日报》专职记者与特派记者都分散在各个部门的情况，范长江又规定由总编室副主任根据总编辑意图，与各组负责人协商对记者实行领导，并要求记者每人每月要写新闻5篇，通讯1篇。此后，《人民日报》编委会又把驻地记者的工作任务与工作方法，以文字形式确定下来。
    范长江为《人民日报》制定的这套管理制度和组织架构，作为报社组建制时期的主要行动框架，在规范中共党报工作的正常秩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55年3月报社进入部建制时期，编辑部开展的新一轮机构改革仍然以这一时期的部门分工为基本组织框架的，其中不少制度内容，至今还在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