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行动者层面
    党报新闻干部是直接受党报新闻制度规制的个体行动者，也是各项制度安排的执行者。作为一张从地方报纸转变而来的全国性中央党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成员主要来自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和《晋察冀日报》这两张长期在华北农村根据地出版的机关报。在战争和农村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新闻记者，对于政治、经济、文化情况远较农村复杂的城市是相当陌生的。而且，当中央党报所面临的城市办报环境与过去农村根据地办报相比发生较大变化时，报社成员也一时难以熟悉新的工作环境和办报方法。体现在《人民日报》的具体办报工作中，就是报纸的报道重心根据中共城市党报方针的指示，应该向经济生产领域倾斜。但在实际报道中，政治新闻大量增加，而反映群众生活、要求和呼声，反映党的恢复国民经济的方针政策执行情况的来稿减少，又常常登不出去，登不出去又导致来稿进一步减少，以至于有读者批评《人民日报》的报道只是城市、机关、会议。(25)
    为了提高报纸与实际工作和读者群众的密切联系，范长江提出“耳目灵通”、“目光四射”，“决胜于社门之外”。所谓“耳目灵通”，就是要重视报纸的通联工作，“目光四射”就是要记者编辑主动扩大对外联系，“决胜社门之外”就是让党报新闻干部走出编辑部，实地开展新闻采访。
    首先，针对中央党报对中央意图和各地工作情况了解太少的困境，范长江分派编委委员、组长主动联系中央各部门，列席各部委党组会议，并商请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列席他们的相应会议，及时组织报道。范长江本人率先示范，联系了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并在中财委设办公室，同陈云主任、薄一波副主任等领导人随时接触。同时，除了留最少数同志坚持编辑工作外，抽调三十多名业务骨干分赴全国各地采访，组织重要报道。为了扩大反映基层实际的稿件的来源，又主动联系各地方党报，希望各地报纸负责人于每晚看大样时，将各报大样上最重要的新闻加注简单说明，于次晨快寄给人民日报编辑部，以便《人民日报》及时给予转载。在此基础上，范长江在全国各地建立《人民日报》特约记者制度，并计划在全国建设记者网、发行网，广泛地组织读者会、读报组，以保持党报新闻工作者同通讯员和读者的密切联系。(26)
    其次，《人民日报》重新建立通讯员制度，大力发展地方通讯员，并将培养通讯员、组织通讯员写稿，列为评价、考核记者、编辑工作成绩的内容之一，要求地方记者站记者每月至少组织通讯员写一篇文章，完不成任务的扣掉工资10％。(27)报社还编印出版内部刊物《人民日报通讯》，分发给各地通讯员作为指导材料。(28)到1950年10月16日止，登记在册的通讯员达7829人，1950年底又增加到近万名。(29)
    再次，在处理读者来信来稿方面，成立通讯联络组(后来改称读者来信组)统一接收，按内容分发给各专业组，各组人员轮流先由一人大略浏览一下，按照组内相对固定的分工，把稿件信件分给编辑人员。编辑部成员也要根据中央的要求和自己从群众中了解的实际情况，每周每月检查报上发表的稿件，看什么情况和问题应该在报上反映而没有反映。然后从来稿来信中寻找线索，约请通讯员或记者采写，或组内派人到群众中去访问、写稿。对于读者来信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人民日报》也采用述评或综述的形式集中给予发表，既提高了来信来稿的见报率，也使见报的问题更有针对性。(30)
    最后，在范长江严格要求下，党报工作中的游击习气和散漫、迟缓、不严密、不细致的作风得到遏制，一部分不太适应新的工作环境的老同志及从原《华北日报》接收的一些人员也陆续调出《人民日报》。到1950年上半年，《人民日报》工作人员总数为366人，其中编辑部人员虽然只有112人，但政治素质与业务素质总体上均有提高。(31)范长江在编辑部特别是年轻同志中还大力提倡争做“名记者”，并多次强调说，一个报纸办得好不好，能不能吸引读者，关键在于要有好的评论，好的新闻和好的通讯，要培养出一批国内外读者都很熟悉的名记者，使读者看了他的名字就想看他的文章。(32)对于《人民日报》的大多数消息只有电头没有记者署名的情况，范长江提出见报的消息和通讯都要署上记者的名字，说“我们就要培养无产阶级的名记者”。(33)这一重视培养知名记者的做法明显受到《大公报》用人之道的影响，范长江认为《大公报》善于选择有条件的记者，使之在采写实践中发挥所长、很快成名，一家报纸的名记者一个接着一个出现，也就提高了报纸在群众中的威望。(34)为此，《人民日报》报社编委会甚至还提出，以后本报工作人员工资待遇应考虑按工作成绩发放，实行物质奖励，以此鼓励大家充分发挥创造性。(35) 
    (三)认知观念层面
    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人们总是运用他们的这种常识性知识来理解现状。(36)党报的工作常规与党报从业者的认知紧密相关，要对党报新闻制度加以改革，就必须与对党报工作者的思想改造结合起来。
    在推动农村党报新闻干部实现认知层面上的大转变时，范长江首先要扭转的就是他们关于“什么是新闻”的认知观念。《人民日报》曾有一位很有成就的记者，终生没有写过一篇新闻，他的工作就是写通讯，还有一位记者一篇通讯写两年，还要压一年才发表。对此，李庄解释说：“记者不写或少写新闻，是山区农村交通、通讯不便，人们的时间观念普遍淡薄，除了战争、生产、教育三件大事以外的事情一般不报道等习惯造成的。我们长期没有树立时间是新闻的首要或极为重要条件的观念。”(37)中共党报实现进城办报后，中宣部和新华社也曾经就党报新闻在农村工作中存在的缺乏时间观念和不善于争取时间的现象，专门发文予以纠正。但随后又特别指示党报记者在争取新闻的时间性中必须防止单纯追求“迅速”的偏向，否则就是“满足于表面的肤浅的报道，而降低党报新闻的指导意义”。(38)因此，党报新闻工作常常因为要对阶级敌人讲究保密性和新闻发布的时宜性而不得不牺牲时效性。
    范长江对报纸刊载的消息严重迟滞的问题感到难以容忍，认为新闻报道放“马后炮”是从农村带来的毛病。“展览会要结束了才报道，谁还看？挖‘三海’(北京北海中南海清淤)的新闻稿，说是要等到挖完了以后才发表；挖完了，说要等写好评论一起见报，又压下来。这是做新闻工作吗？这是很要不得的做法”(39)。为了改变这种新闻报道不注重时效性的作风，范长江提出，“什么地方发生了有重要意义的事情，可以乘飞机去。要及时抓住全国多数人最关心的最当紧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地报道、评论”。此后，从写评论、写新闻到联系通讯员、处理群众来信，范长江一直督促甚至是逼迫党报新闻干部们树立积极、主动的工作态度，注重报纸新闻的时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