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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围绕“二十一条”的交涉，又是两国关系发生转折的标志。此前美国倾向只要日本信守“门户开放”原则，并且不再反对美国关于禁止日侨租用土地法案，就可以承认日本在东北和山东的“特殊权力”； 此后美日关系趋于紧张，甚至形成对抗。1916年7月3日，日俄第三次协定再次确认彼此在远东的领土权利和特殊利益，约定防止对日俄怀有敌意的第三国在政治上控制中国，矛头直指美国；8月21日，美国针对日俄协定向日本建议，信守“门户开放”诺言，尊重中国的独立、领土完整和机会均等；26日，针对日俄在远东太平洋势力的加强，美国国会通过海军拨款法，决定在5年内建10艘主力舰、16艘重轻巡洋舰、50艘驱逐舰和100艘潜水艇，作为“抑制日本的亚洲野心的武器”。 此外，美日还就对华贷款展开较量：1916年4至11月，美国先后与中国签订贷款合同5笔、承造铁路合同2项，总金额约2650万美元； 日本则通过段祺瑞的顾问西原龟三组织对华贷款予以反击：1917至1918年间前后八次借款计1.45亿日元，攫得山东和东北地区铁路、矿产和森林等大量权益。同时，日本还向拉美和菲律宾渗透。从1913年至1917年初，不断向敌视美国的墨西哥输送军火，并逐年向菲律宾移居侨民以牵制美国的后方。1917年2月至5月，美国支持的黎元洪和日本支持的段祺瑞又就参战问题展开“府院之争”，结果黎元洪被迫下台，日本在华占据优势。日本还先后与英、俄、法、意达成秘密谅解，为战后攫取中国山东权益合法化作准备。 美国参战后，为消除“日美两国在中国问题上”“发生战争的危险或可能性”， 试图与日本达成一项确保太平洋和平与现状的协议。日本鉴于已同协约国各成员就其获得山东权益和太平洋岛屿达成秘密谅解，需要填补与美国的外交空白，遂任命前外相石井菊次郎为特使，双方于11月2日达成《兰辛--石井协定》：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尤其在与日本属地相接壤地区享有特殊权益；两国无意以任何方式侵犯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坚持“门户开放”和工商业“机会均等”原则。双方对协定的解释各取所需，美国强调对“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的重申与承诺；日本强调美国对其在华“特殊利益”的承认。被牺牲的反而是中国。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当时即指出：“对于地理位置相邻原则的实质与范围，日本肯定有自己的解释，并且会根据自己的解释，坚持其一贯的在中国实行领土扩张的基本政策。” 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坦言：“在我还没有时间考虑协定其余部分的意义时，它好似打了我一记使我昏晕的耳光”，“我清楚地知道，这个协定已经在中国外交部被看作是美国的重要让步，并夸示了日本外交上的胜利。” 但就美国自身利益而言，它毕竟通过外交方式保持了未来对日本违反“门户开放”原则的发言权，是典型的“政治确认”、“将来再议”的外交策略。 门户开放政策向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延伸，大致从1918年1月威尔逊发表战后和平的十四点纲领，到1922年2月华盛顿会议签订《九国公约》。美国将“机会均等”原则融入全球性的威尔逊主义，对远东太平洋地区的“门户开放”采取了“欧亚统筹”、“区域遏制”的宏观策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样为美国完成从美洲到亚洲的扩张，进而从“大国体系”的边缘跻身于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央，提供了历史机遇。以1918年1月威尔逊的十四点纲领为标志，美国传统的大陆扩张（门罗主义）和海外扩张（“门户开放”）战略便初步汇集到全球扩张战略──威尔逊主义（包括十四点纲领、美国对亚洲、拉美的政策）之中。 仔细分析威尔逊主义跻身欧洲的十四点纲领不难发现，“门户开放”的核心“机会均等”原则已被广泛地描绘到欧洲甚至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新蓝图之中 ：政治上，十四点纲领中的公开外交原则正是为了实现外交领域的“机会均等”──不谋求特殊的独占利益，旨在为不擅搞秘密外交、以理想主义跻身欧洲的美国确立仲栽地位；同时十四点纲领提出的以“门户开放”原则调整战后殖民地，要求“和会制定一部约束一切殖民国家的殖民行动的法典”， 则显示了美国希望一切殖民地都“门户开放”的真实意图。经济上，十四点纲领中的公海航行自由和消除一切经济壁垒原则，旨在排除国际自由贸易的障碍，“摧毁一切特殊的商务协定”，使“最惠国待遇条款自动地适用于国际联盟的一切盟员国”， 为美国“和平而体面地征服国外市场” 确立“机会均等”的竞争规则。为了实现国际关系法制化，十四点纲领更主张“成立一个具有特定盟约的普遍性的国际联盟”，以便“大小国家都能相互保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 在国际联盟中将不允许有特殊集团或条约的存在，不得运用任何方式的经济抵制或排斥，但为了纪律和控制起见，国际联盟本身得行使经济上的惩罚，使受惩罚者不得参与世界市场。 在此不但可以看出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的轮廓，而且还能明显感到“门户开放”两项基本原则（“机会均等、利益均沾”、“保全中国、一体开放”）全球化的倾向。后来威尔逊在巴黎和会就山东问题对日本作出有违其理想主义初衷的原则让步，动机正在于通过国际联盟全球性“门户开放”，统筹保全中国，使日本在中国的一切特殊利益和势力范围按照国际联盟的规则一体开放。尽管历史表明威尔逊在这个国际政治问题上犯了一个多么幼稚可笑的错误，但他的十四点纲领以及他为实现其国际联盟计划的努力，却清晰地留下了“门户开放”全球化尝试的历史痕迹。 威尔逊主义的亚洲政策是保持远东“门户开放”的现状，防止日本独占、垄断中国市场不断扩张势力范围。中国在威尔逊的远东政策中仅仅被视为国际关系客体而非主体，他所关注的只是中国的门户是否开放，日本是否在远东对美国构成威胁。因此，他认为巴黎和会就山东问题达成的决议使日本“同意以国际盟约的全部约章约束自己” ，从而能通过欧亚统筹既实现美国倡导下的全球“门户开放”，又抑制日本在远东的扩张，是“能够争取到的最好结果” 。但威尔逊主义毕竟是超前的全球称霸纲领，美国虽然经济实力已跃居西方之首，却并未具备问鼎世界的军事力量、政治经验和全球意识。受国会的孤立主义势力制约，威尔逊后来又转而从区域遏制的角度向日本发动经济攻势。1919年10月他重新组建美、英、法、日四国对华贷款银行团“企图靠贷款一元化来促进中国的统一……进而用美元的力量摧毁日本使中国隶属化的政策” 。在贷款原则上，美英一度成功地否认了日本提出的满蒙“特殊利益”例外论，通过了四国负责所有对华贷款，一切原附优先权或选择权的贷款均移交贷款团共同承担的协议，从经济上“抓住了控制日本在华活动的缰绳” 。但由于中国政局不稳，美国资本很快流向欧洲。1921年5月，日本又通过支持张作霖，重新确立了在东三省的特殊地位，瓦解了美国的经济攻势。 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美国通过召集华盛顿会议再度向日本发动外交攻势，一举实现以国际条约体系从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遏制日本在远东太平洋扩张的战略目标，重新确立了远东的“门户开放”。 政治上，美、英、日、法四国《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条约》，以松散的多边国际协定取代了英日同盟，拆毁了日本自“1902年以来一直恃以进行大陆扩张的国际支柱”， 奠定了远东太平洋地区国际均势的政治基础；军事上，美、英、日、法、意五国《关于限制海军军备的条约》，迫使日本有条件地接受了对美英海军主力舰保持60%的比例，不仅避免了美日之间的直接对抗，而且遏制了日本在太平洋的军事优势，初步奠定了远东太平洋地区国际均势的军事基础；经济上，中、美、英、日、法、意、荷、葡、比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重新确立、诠释了在华“门户开放”原则，强调以承诺尊重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而非承认列强在华势力范围为前提，以不采取妨碍中国政局发展的任何行动为条件，以各国在华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为内容，各国相互制约、不得利用中国政局变化谋求独占权利，妨害他国在华利益。 华盛顿体系使列强集体承担了保持中国门户开放的条约义务。美国则乘机废除了日本藉以独占中国的《兰辛──石井协定》，并且迫使日本在会外与中国就解决山东悬案达成协议，撤消了“二十一条”中旨在变中国为日本保护国的第五号内容，有效地对日本在远东太平洋的扩张实行了遏制，恢复并保持了美国主导下的远东“门户开放”近10年之久，是门户开放政策实施的巅峰。 门户开放政策最终转化为美国主导下的资本主义全球自由贸易核心原则，大致从1932年1月史汀生（henry stimson）国务卿发布不承认日本侵占东三省的照会，到1944年7月布雷顿森林会议奠定战后资本主义世界金融、贸易体系的基础。美国先后将“门户开放”作为战前对日、德绥靖以及战后实现世界贸易自由化的圭臬，实施了以战前斡旋、战时援助开辟战后经济空间的全球战略。 1929-1933年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其随后的大萧条，是30年代国际关系格局发生急剧变化的根源。随着1931年英国率先放弃金本位、组建英镑集团贸易区，世界市场相继被分割为5个彼此对抗的贸易圈 。美国在20年代凭藉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逐步构建的欧亚“门户开放”经贸体系岌岌可危：在远东，日本于1931年发动侵占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直接向华盛顿体系挑战，至日本发动全面侵华的“七。七”事变，美国在远东的利益已被压缩到华北以南；在欧洲，随着1933年希特勒上台，纳粹德国一方面拒付赔款及魏玛共和国时所欠外债，摆脱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的控制；另一方面重整军备、突破凡尔赛体系的限制，摧毁了欧洲经贸市场“门户开放”的政治基础。为了防止“由德国和日本‘极端派’所领导的大肆扩张的集权主义体制把美国从世界市场上排挤出去”， 美国起初以“不承认主义”对付日本在远东的挑战，继而又以对德绥靖的“韦尔斯计划”作为避免欧洲战争危机，重建欧洲“门户开放”的方案，结果都因美国拒不承担任何实际义务而沦为空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