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即位后，把具有神圣意义的汉室重宝斩蛇剑等宝物授给代表百官的太尉，并且告令群臣，意在对群臣的劝勉。这一切完成后，群臣向新皇帝表示祝贺，伏拜高呼万岁。新皇帝发布的第一个诏令，往往是大赦天下，我们将在下文专论。主要礼仪及辅助礼仪结束后，解除城门、宫门警备。群臣脱去吉服，再着丧服，即位礼仪告一段落，这和《尚书·顾命》的后篇《康王之诰》篇最后“王，释冕反穿丧服”又相对应。皇帝即位的嘉礼暂告结束，群臣再次参加先帝大丧的凶礼。不过即位礼仪并没有完全结束，后面新皇帝还将进行谒庙，下面有专章详述。讨论至此，即位礼仪开始时三公奏《尚书·顾命》的用意完全清楚，无论即位礼仪中的读策与授玺，还是对群臣的劝勉以及先帝大丧凶礼与新皇帝即位嘉礼的相互转换，以及在宗庙即位或即位后谒庙等程序，都能在《尚书·顾命》中找到相互照应的地方。因此可以明确地说即位礼仪开始时三公奏《尚书·顾命》的用意是奠定即位礼仪的框架与确定其精神主旨。
    汉朝最高统治者即位还有一种现象，若是先帝没有皇子，这就需要从皇族中另选继承人，并且在即位前先行封侯。西汉宣帝、东汉安帝和质帝的即位都属于这种情况，对此史有明载。《汉书·宣帝纪》载：“遣宗正德至曾孙尚冠里舍洗沐赐御府衣，太仆以軨猎车奉迎曾孙就斋宗正府。庚申，入未央宫见皇太后，封为阳武侯。”《后汉书·安帝纪》载：“八月，殇帝崩，太后与兄车骑将军邓骘定策禁中。其夜，使骘持节，以王青盖车迎帝，斋于殿中。皇太后御崇德殿，百官皆吉服，群臣陪位，引拜帝为长安侯。”《后汉书·质帝纪》载：“丁巳，封为建平侯，其日即皇帝位，年八岁。”《汉书·宣帝纪》颜师古注对这种情况有说明：“先封侯者，不欲立庶人为天子也。”这表明，一些皇帝在即位前尽管是皇亲，但因他们年龄小或来自民间等原因，都还只是颜师古说的“庶人”。为了避免他们微职就皇帝位，在其即位前必须先被封列侯。
    （二）玺与策
    皇帝即位的两个主要阶段是读策文与授玺礼，这表明玺与策在皇位传承中或者说权力传递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确拿“玺”来说，即使在西汉“皇帝即位”史料有限的情况下，也表现出与东汉大致相同的内容。如《汉书·文帝纪》载“太尉勃跪授天子玺符”，《汉书·霍光传》载刘贺“受皇帝信玺、行玺大行前”。玺是拥有者皇帝身份的标志，权力的象征。班彪把玺称之为神器，因此玺的拥有就代表权力的拥有，这是授玺礼成为“皇帝即位”两阶段之一的重要原因，也是任何权力交替场合常现其“身影”的原因。真正凸显玺的作用与魅力的往往是在非正常权力交替过程中，如那些大逆不道者，在谋反或篡位时都在玺上大做文章。《汉书·淮南王安传》载，刘安欲谋反，“令官奴入宫中，作皇帝玺，丞相、御史大夫、将军、吏中两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史记·衡山王刘赐传》载刘赐刻了“天子玺，将相军吏印”。汉代其他图谋不轨者也和他们差不多。《汉书·王莽传》载：“梓潼人哀章学问长安，素无行，好为大言。见莽居摄，即作铜匮，为两检，署其一曰《天地行玺金匮图》，其一署曰《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汉书·元后传》载：“莽即位请玺，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阳侯舜谕指。舜素谨敕，太后雅爱信之。舜既见，太后知其为莽求玺，怒骂之曰：‘……天下岂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匮符命为新皇帝，变更正朔服制亦当自更作玺，传之万世，何用此国之不祥玺。”王莽为了获取合法地位，不仅世俗权力的获取需要玺，而且天意也是靠玺书传达。通过这些记载“玺”对皇权的重要性可见一斑。玺受重视，不仅它是皇权的象征，皇帝身份的标志，在改朝换代异姓皇帝传承过程中，玺已经放大成为国家主权的象征。《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异日韩王纳地效玺，请为藩臣。”尽管此处的玺与后代的玺有所不同，但是其代表国家权力的精神实质是相同的。如果说韩王的例子不足以代表皇权时代的话，子婴的例子可谓典型。《史记·高祖本纪》载：“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子婴投降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封皇帝玺符节”，这同时是秦灭亡的标志。授玺礼是皇帝即位的两阶段之一，但是关于玺的种类史书记载存在差异。西汉玺的内容较为明确有两例：一是文帝即位时大臣“乃跪上天子玺符”；二是昌邑王刘贺“受皇帝玺绶，袭尊号即位”。具体为何种玺？从霍光的批评中可以看到：“受皇帝信玺、皇帝行玺大行前，就次发玺不封。”文帝与刘贺即位礼仪中授玺属“乘舆六玺”系列当无异议，而《续汉书·礼仪志（下）》却是“读策毕，以传国玉玺绶东面跪受皇太子，即皇帝位”。东汉授玺礼内容是授传国玉玺，两汉存在差异。
    玺不单纯具有象征意义，具有纯象征意义的可能只有传国玉玺，“乘舆六玺”还具有实际的使用意义。但是需要弄清楚的是这种实际使用意义是象征意义物化的结果，没有象征意义，其权力载体也就不存在了。
    “皇帝即位”另一阶段是读策文，即策命新皇帝。前引《后汉书·安帝纪》表述得非常明确：策文首先歌颂先帝，然后介绍安帝即位的血缘合法性。在此基础上，又赞扬了安帝的德行，这是安帝即位的合理性。最后是对安帝的劝勉。策文的主旨是说明安帝即位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为什么要通过策的形式体现这种主旨呢？即位礼仪中读策的传统非常久远，周康王即位时策就发挥了作用。《尚书·顾命》载：“太史秉书，由宾阶隮，御王册命。”这表明即位礼仪中策的存在有其深刻的思想内涵。皇位的传承绝非是某个家庭自己的事情，“公”的色彩极为浓厚。如果皇家找错了接班人，不仅危害皇家“私”的利益，也要危害到国家与社会“公”的利益。皇位传承这种公私兼顾的特性，就要求在皇位传承过程中有相应的形式反映出“公”的特征，以弥补单有“私”的不足。《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正月条载：“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私”要求继承人是嫡或贵，但是极有可能嫡或贵的人未必是有才能有操行的人，如果选择他们可能就要危害到国家与社会。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皇家便采用了策命的手段，把他们认为德才兼备的人选为皇位继承人。安帝即位的策文就体现了这一点，其中赞美安帝之词溢于言表。对策在“皇帝即位”中的作用与意义，日本学者尾形勇先生有过深入的研究，并有精辟的阐述：“作为‘公’位的‘皇帝’位，要按照血缘关系来‘传位’，就必须建立一种包含由‘有能，有德之子’继承‘皇帝’位这一观念理论。而且为了补充这种理论的脆弱性，不得不引入册立下一代‘皇帝’的做法。即‘皇帝’位的继承，是通过‘公’的‘君臣’关系的媒介，被正当化了。由此可见，即使是同姓同血缘，皇帝与前代（诸）皇帝之间，仍然被看做是‘君臣’关系。这正是‘皇帝’臣从于祖灵的原因所见。”[1](p287)策实现了皇位传承公私兼顾的特性，使“天下为公”与“天下为家”实现了和谐与统一。这样，策成为“皇帝即位”两阶段之一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