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柩前即位
    排比西汉诸帝即位的史料便会发现从武帝开始发生一种变化：武帝前各帝是先帝结束葬礼后举行即位仪式，从武帝开始以后的西汉诸帝，是在先帝大丧期间就举行即位仪式。这种时间变化的原因是什么？而且随着时间的变化，帝纪记载即位地点也变得不明确，从昭帝又开始增加了谒庙程序，导致这一系列变化的原因究竟何在？昭帝即位后的谒庙不禁使人联想起文帝即位后的谒庙。文帝即位后谒庙是因为文帝不是在宗庙即位，那么包括昭帝以后诸帝的谒庙是否也表明他们已经不是在宗庙即位了呢？史实证明了我们上述猜测的正确。在即位仅27天就被废的昌邑王刘贺，被废的理由之一就是“受皇帝信玺、行玺大行前，就次发玺不封”。这句话表明授玺礼是在大行前举行的，我们又知道授玺礼是皇帝即位的重要程序之一，由此我们认为最高统治者即位在大行前举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何谓“大行”？《风俗通》有明确解释：“俗说《易》称四海为家，虽都二京，巡有方岳。又曰行在，所由以行为辞。天命有终，往而不返，故曰大行。天子新崩，梓宫在殡，太子已即位，存亡有别，不可但称皇帝，未及定谥，故曰大行。”简单说大行就是先帝的灵柩，因此昌邑王刘贺在柩前即位是确定无疑的。
    西汉中后期即位礼仪随着时间地点的变化，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使东汉得以沿袭，遂成定制。《续汉书·礼仪志》中明确有：“大敛于两楹之间”，“太尉升自阼阶，当柩御坐北面稽首”。对《后汉书·安帝纪》及《殇帝纪》稍加分析，汉安帝柩前即位也是不言而喻的。《安帝纪》：“八月，殇帝崩，太后与兄车骑将军邓骘定策禁中。其夜，使骘持节，以王青盖车迎帝，斋于殿中。皇太后御崇德殿。”邓太后主持，安帝在崇德殿即位，即位时间是“又作策命曰：惟延平元年秋八月癸丑”。《殇帝纪》：“八月辛亥，帝崩，癸丑，殡于崇德前殿，年二岁。”殡是停柩的意思。将两帝纪相关记载对比，从中不难看出安帝即位与殇帝灵柩停放的时间、地点相同，柩前即位清晰可见。从西汉前期在宗庙即位到后来的柩前即位，其变化的原因何在？我们在前文不止一次提到汉代即位礼仪受到儒家思想不断深入的影响，特别是春秋公羊学的影响，柩前即位在西汉中后期出现当然不使人意外。据《春秋公羊传》定公元年条记载，定公是把昭公的棺正置于两楹之间而即位的。公羊学在汉代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有许多文章都讨论过，我们勿需赘述，但它对皇位传承包括即位礼仪的影响，本文需要加以说明。我们还是举昌邑王的例子。《汉书·霍光传》曰：“祖宗庙祠未举，为玺书，使使者持节，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园庙，称嗣子皇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郑。’由不孝出之，绝之于天下也。宗庙重于君……当废。”公羊学对皇位传承（其中包括即位礼仪）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刘贺被废主要是由于其行为与公羊学精神相抵触。在这里，我们还不能忽视一个重要线索，就是除了我们上面论述的证据外，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柩前即位是发生在春秋公羊学走上汉代政治舞台后不久，两者如影随形。武帝时期关于公羊学有两件大事，可以说是公羊学开始走上汉代政治舞台的标志：一是《汉书·武帝纪》所载“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二是建元五年（前136年）设立了包括春秋公羊学在内的五经博士。从此以后，无论是柩前即位还是“国君一体”，汉代即位礼仪的重大变化都能找到春秋公羊学影响的“身影”。柩前即位与“国君一体”同是公羊学影响的产物，而“国君一体”的思想是东汉“内禅”中“天子即位”的理论核心，因此柩前即位与“天子即位”之间存在联系是可想而知的。只不过由于史料的限制，我们无法找到西汉时期它们相关联的证据。但是东汉时期正如我们在讨论东汉“内禅”中“天子即位”时阐述的那样，它们之间的联系是清晰明确的。东汉“内禅”中的“天子即位”是作为一种精神象征意义存在，其实现方式就是按照“国君一体”、“正体于上”的原则在柩前举行即位。新皇帝在获取世俗权力的同时，也从先帝那里秉承了“天命”。由此可见，柩前即位是东汉“天子即位”实现的途径与方式。
    通过两汉皇帝即位礼仪的研究，不仅使我们对皇帝即位礼仪本身有较为全面的了解，而且对认识两汉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也是大有裨益的。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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