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劳役地租为主的奴役形式总是和奴隶制残余的形式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形成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劳役制度、奴婢制度三者有机结合的庄园经济。这种典型的农奴式经济结构，仲长统在《昌言·理乱篇》中作了清楚的描绘：
    “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
    这种奴役形式和经济结构，从历史的发展看，它比封建国家劳役制进步些，在劳役的时间和空间上都有所减少，程度上也相对减轻，有利于生产力的缓慢进步。但是，对农民毕竟是一种严酷的强制，束缚个体经济的发展，阻碍商品经济的活跃，同时也促使封建割据因素抬头。因此，生产力要向前发展必然要冲破这样的奴役形式，农民要求得人身自由必然要进行反抗世家豪族统治的斗争。从黄巾农民大起义开始，到隋末农民大起义结束，延续几个世纪之久的农民反封建斗争，不断扫荡庄园经济，打击门阀统治，削弱了农奴式的生产关系，使代表这种生产关系环节的门阀世族地主随之衰败。在隋末农民大起义后，世家大族势力则“名虽著于州闾，身不免于贫贱”（16）了。
    经过农民长期反抗农奴式统治后，封建生产关系受到改造，从而发生了明显的量变；而农民的斗争实践也不断深入，农民战争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
    从黄巢农民大起义到李自成农民大起义，是我国农民战争的高级阶段，划分这个阶段的标志，是农民革命以封建的等级制度、分配制度和土地制度为主要攻击目标，以官僚地主、豪绅富户、皇族地主为主要打击对象。
    随着农奴式庄园经济结构的瓦解，和世族地主门阀统治的摧毁，地主经济又得到新的发展，代表这种经济主要发展趋势的是官僚地主、豪绅地主。在此转变过程中，以均田制为形式的土地国有制迅速破坏，自耕农和半自耕农经济的复苏景象如闪光一样的过去。自唐中叶起，土地占有关系因世族地主门阀统治而凝固化的情况改变了，土地买卖频繁，土地集中加速，自耕农土地所有制减少更加明显；与此同时，由于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的相对削弱，租佃契约关系逐渐普遍化了。
    在土地集中日趋剧烈，租佃契约关系逐渐普遍化，和实物地租不断取得支配地位的条件下，地主的经营形式则由庄园经济变化为庄田经济。这种演变，从历史的发展规律看是进步的，但租佃农民所受的剥削却在日益加重，贫困化加深了，贫富的尖锐对立透过土地占有关系、分配关系、租佃契约关系更加清晰地暴露出来。这种尖锐的对立，在唐中叶以后就十分明朗，陆贽的奏议就是明证：
    “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有田之家，坐食租税。贫富悬绝，乃至于斯。”（17）
    通过租佃契约关系，封建生产关系最本质的环节--土地的权势则愈益表露出来了。正如列宁所说：“从前主要的势力是地，……谁有地，谁就有权有势。”（18）如果说在封建社会上半期，农民贫困的根源，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对立的本质和核心是被野蛮的劳役制度、超经济的强制手段所掩盖的话；到封建社会的下半期，农民因为失去土地而贫困，地主因有土地而坐食租税，从而也就更清楚地使阶级对抗最本质的东西逐渐明朗化了。
    从唐开始，评定家庭的等级，则从按品位高低的政治标准变为按资产多少的经济标准。唐初“令天下户量其资产，定为三等”，后来，又改为九等。（19）
    到宋代，更从按资定户发展为主要以土地占有与否把居民划分为主户和客户。这样的划分，虽然主要是为封建国家的赋役征发服务，但在客观上却剔肤见骨地揭示了土地占有关系、分配关系中贫富不均的事实。因此，对于封建社会后期农民的革命实践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使农民革命的主要攻击目标由封建的奴役形式逐渐深入到分配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主要打击对象从封建国家、世家大族逐渐转向官僚地主、豪绅富户。这点，北宋初年李顺在四川领导的起义最为典型，他召集“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财粟，据其生齿足用之外，一切调发，大赈贫乏。”（20）
    到了明代，皇族地主和官僚地主疯狂地集中土地，皇庄、官庄急剧发展，把封建地主的庄田经济推到了高峰。这样，封建大土地所有制与生产的个体性之间的固有矛盾发展到空前尖锐的程度，从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以土地关系为集合点、冲突点也就前所未有的明朗化了。所以，明代的农民反封建斗争，则在实践上更集中在土地这个最根本的目标上，主要的打击对象也更集中在皇族地主和官僚地主了。明末农民起义中，以李自成起义的主要攻击目标和主要打击对象为最明确，在洛阳处死了福王朱常洵，在南阳惩办了唐王朱聿鏌，在禹县镇压了津王朱常沧，等等。而张献忠在攻下湖南武陵后，下令将大官僚杨嗣昌“霸占土地，查还小民”，并诛其九族。从明末农民大起义主要攻击目标之明确、深刻，主要打击对象之集中、准确，可以说达到了旧式自发的农民反封建斗争的高峰。至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其反帝反封建性质、主要攻击目标、主要打击对象，都表现了从旧式农民革命到新式农民革命转变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