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划分农民战争发展阶段的标志，不但要看农民革命主要攻击目标和主要打击对象的发展变化，同时还要看农民的革命意识和思想的发展变化。前者是农民阶级以武装斗争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后者是农民阶级用思想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如果说前者是指农民阶级的武装斗争实践的话，后者则指这种实践的思想反映。
    农民阶级是一个自在的阶级，农民革命是一种自发的革命，但从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农民阶级是有自己的思想和意识的，也有自己的主义。然而，农民是小生产者，其生产的个体性和分散性的特点，再加上无权的地位，使他们平常没有一种条件和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要求和愿望，因而自发的愿望和要求只能是分散的。可是，在农民战争时期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农民阶级的力量集中起来了，形成有组织的革命暴力，同时农民自发的分散的要求和愿望也集中起来了，得到了表达的机会，形成农民的革命意识和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表现为冲突的总和，表现为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表现为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等等。”（21）
    这一论述，不但阐明了爆发革命的深刻原因，同时也指明了敌对阶级之间的意识和思想的斗争虽然是武装斗争的附带形式，但它是整个冲突总和的组成部分。因此，在确定划分农民战争发展阶段的标志时，不仅要看武装革命的主要形式，同时还要注意考察附带的形式。这种附带的形式之所以重要，一是它作为一条思想战线，反映了两个阶级的斗争，二是它形成革命的口号和纲领，起着旗帜的作用。
    恩格斯在分析德国农民战争时说：“在许多次大震荡中，每一次都经过了阶级斗争的搏战，每一次都把斗争内容简明地以政治标语的形式写在旗帜上”（22）。
    农民战争和其他革命战争一样，它不仅为革命阶级提供了表达其意识和思想的条件，同时还创造了集中表达的形式，农民革命的口号和纲领就是这种形式。
    在农民战争中集中起来的农民阶级思想，是农民最革命的思想，即政治上的平等思想和经济上的平均主义。这是贯穿农民反封建斗争始终的思想和主义。所以列宁说：“当时反对中世纪制度、反对封建制度的全部斗争，是在‘平等’的口号下进行的。”（23）
    对于农民革命的平等口号，既要看到自始至终的反封建性质，也要看到发展的阶段性，把它看作是一个由模糊到明朗，由现象到本质逐步深入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与封建社会基本矛盾的逐渐激化相一致，并与农民革命的攻击目标和打击对象的逐步深化相一致。所以，农民革命口号、纲领的现实性品格和时代特征，就有如温度计一样，不仅能够测定封建社会各个发展阶段矛盾的特殊性，同时也能测定农民战争发展的阶段性。以农民革命口号、纲领和农民革命主要攻击目标和主要打击对象作为划分农民战争发展阶段的标志，是革命的思想和革命的实践相统一。
    从战国到隋末，农民的平等观处于朦胧阶段，提出的口号是在政治上要求人身权利。
    这个阶段的前半段，即从战国到西汉，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还未充分展开，新旧制度的矛盾还未全部消失，因此农民的阶级意识必然是模糊的，反封建的平等思想处在形成之中。他们直接感受到的是封建国家劳役，以及维护这种劳役的暴力系统所强加在他们头上的野蛮统治，自发的要求就是生存的权利。所以，当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劳役、兵役用酷刑峻法的形式逼得他们象奴隶一样求生不得的时候，农民第一个口号就是“伐无道，诛暴秦”。后来，刘邦入关的约法三章，以及西汉末年绿林、赤眉军提出的“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的口号，都是这种要求的表现。至于说陈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思想，只能看作是对封建等级制度的怀疑，还不能说是对这种制度的真正抗议。
    正是由于农民的平等观还表现为模糊的朦胧状态，因此在反封建斗争中认识落后于实践，农民的意识和思想缺乏独立性就很自然了。由于这样，农民在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易于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特别是皇权主义、正统思想的渗透，因而常常在实践上反对皇帝而在思想上却拥护皇帝制度，甚至以拥护好皇帝和正统的皇权观念作为起义的号召，秦末农民起义以“公子扶苏”的名义发难，绿林、赤眉起义以刘姓宗室为帝，就是认识落后于实践的具体表现。历史的实际告诉我们，当农民阶级的民主主义还没有真正形成，还不明朗的时候，虽然在阶级斗争中形成了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斗争，但在思想上仍然容易受地主阶级的影响。
    在农民革命中，思想落后于实践的矛盾还表现在政治斗争与经济要求上。从西汉中期到隋末，由于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迅速发展，土地兼并不断加快，自耕农民小土地私有制日益削弱，大量农民破产流亡，使农民对世家豪族的人身依附关系不断加深。然而，在整个封建社会上半期，在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就没有明确地对现有土地占有关系发出抗议，说明农民自己没有从经济上认识到贫困的根源。相反，“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抗议，对世家豪族“田宅逾制”的指责，却是从地主阶级中某些人物那里发出。这说明在农民革命低级阶段的特点，同时也表明农民的革命口号不能作为划分农民战争阶段的唯一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