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乡司地位变化看宋代乡村管理体制的转变
    所谓乡书手，就其本来含义而言，仅为县乡政权中的书算抄写人员，即俗称书记员而已。但如前所述，宋代乡司书手的职掌实际上是负责乡村赋税征收的全过程，这就使他们必然熟知他们所管辖的每一个乡里的山川、田地、人户，田产纠葛及豪族势力消长，簿账欺隐及税赋弊源等，这也正是乡书手存在的意义。因此，乡司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乡书手地位由乡里的书记员上升为县衙的胥吏，也预示着乡书手作为县乡连接点地位的确立。在乡书手逐步上升为乡司县吏的同时，他们的职责、权限，以及这些职权在实际运作中所带来的实质的权力，使他们逐步确立了自己作为县衙与乡村之间连接点的特殊地位，从而赋予乡司的出现以更广泛、更重要的意义。笔者关于乡司地位变化的思考，以此为主要出发点。
    《宋会要辑稿》载：“两浙转运副使李椿年言：乡司走弄二税，姓名数目，所系于籍者，翻覆皆由其手。”又载：“访闻诸县人吏、乡司受属（嘱），抑勒下户充催税保长，不照应条限，点追比磨，将逃亡、倚阁税赋抑令陪备，输纳官物，或至破家荡产，深可怜悯。仰监司常切觉察，如有违戾去处，按劾以闻。如监司失于举觉，亦重寘典宪。许被扰人户越诉。”（注：《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一二四、食货六六之二一。）这些记载，不仅揭露了乡司有恃无恐地在各类版籍簿账和课征赋役中为非作歹的现象，而且也透露了宋政府对乡司舞弊的现象屡禁而不绝的无奈，其原因何在？笔者以为，这是由乡司在乡村管理体制及赋税征收机制中所处的地位所决定，他们已成为宋代乡村管理体制及赋税征收机制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从宋代基层政权管理体制的角度来考察，乡司存在的合理性就在于乡司的不可替代性，这包括州县官僚和普通税户所不具有的专业化知识以及对乡情的熟悉等。宋人评论乡司说：“乡司虽至微至贱，而关乎民事有最切。故凡乡司，知广狭之地，人户之虚实，赋役之重轻，皆所以熟讲而精究。往往民间之事，官司所不能知者，惟以所供为是；官司之事，人户所不能名者，惟以乡司所陈为实。”（注：[宋]佚名：《群书会元截江网》卷二八“役法”，四库全书本。）可谓是一语中的。因此，从体制上来说，两税法之后的赋税征收的复杂化和多样化，使乡司以其所独具的专业化知识攫取了县乡赋税征收的实权，成为乡村管理体制及赋税征收机制中的中枢，这是乡司地位上升的根本原因。
    宋代州县官僚多为科举出身，既因年资迁转，更易靡常，对州县乡里情况缺乏深入的了解；又不屑于躬亲丛脞，亲理庶务，或虽理之亦祗是敷衍应付，“而专从事于奔走进取”；因之州县之各类实务，“其簿书期会，一切惟胥吏之听”（注：叶适：《水心先生文集》卷三“吏胥”，四部丛刊初编本，下同。），但求速了公事而已。因此，宋代县司财税职能的实现全依赖于乡司书手的运作。州县官或为讨好上司以固其位而在公事上求表现，或惧怕短失州县税租元额而遭惩处，或为营私牟利而勾结形势豪户，凡此种种，皆须倚乡司书手而办。而没有出身的乡司书手，素为官场所轻视，他们也自甘堕落，既仕宦进阶无望，遂自绝上进之路，而甘心于自暴自弃。又宋代州县经费十分拮据，即使是州县胥吏，所能获得俸禄收入，亦微乎其微，虽有若无，何况“不支雇钱”的乡司。“盖彼本为赇赂，以优厚其家，岂有公论”（注：陈襄：《州县提纲》卷一“防吏弄权”。）。他们为谋自家大小的生活所资，必多方钻营求取，于自身的职权范围内上下其手，从中求赂，图利一己。如是，一方是无心公务，“簿书期会，一切惟胥吏之听”的州县官僚，另一方是蓄意揽事，以权求赂的乡司，两相结合，自然养成乡司胥吏把握县权，县司财税收入全委乡司操办，课征差科但凭乡司予夺的颓风弊习。如“诸县起催官物，依条合抄录人户应纳实数，预给凭由。近年令佐驰慢，但凭乡司印给。其间脱漏增加，情弊不一，或已输纳，不将县钞销簿，致纳与未纳，例被追呼”（注：《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三九--四○。）。诸如此类的记载，史不绝书。无怪乎真德秀总结为县之道时言：“盖簿书乃财赋之根柢，财赋之出于簿书，犹禾稼之出于田亩也。故县令于簿书，当如举子之治本经。近世不然，虽秋夏之簿未尝不置，然为宰者罕会亲阅，则所用以催科者，乡司之草簿而已。彼其平时飞走产钱，出入卖弄，无所不至，若据其草簿以催科，则指未纳为已纳，已纳为未纳，皆惟其意所欲。官赋之陷失，人户之被扰，皆由于此。”（注：真西山：《财赋造簿之法》，《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三。）可以看出，乡司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地恣行其奸，以至成为“把握县权之吏”，其关键在于他们有着州县官僚所不具有的专业化知识及对乡情的熟悉，所谓“税赋弊源皆在乡胥之胸中”，“知首末乡胥”，可谓一语道破天机。乡司正是凭借自身的优势把握了县衙财税实权。
    诚然，宋政府对乡司的运作也曾做了为数众多非常细微的敕令条法，不但在《庆元条法事类》中有关乡司书手运作的敕令条法就有数十条之多。而且针对“乡司两税走弄”，南宋时期还实施了“经界法”。但从现实效果来看，“乡司”走弄两税的情况却依然如旧。南宋时实施经界法，其目的本为“经界既正，则民有定产，产有定税，税有定籍，虽欲走弄，不可得矣，岂不为利乎”（注：《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之三六。）。朱熹在福建推行经界法时指出，经界之事，“豪家大姓不以为便，县吏、乡司不以为便”（注：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二七《与张定叟书》，四部丛刊本。）。可以说，经界法正是针对乡司走弄两税而来的。因此，当经界法推行之时，即有“乡司、公吏等人，为见苗税着脚不得走弄，怀意沮坏，意图后来别有更改，却将常熟堪好田上苗税，均减在从来不毛之地，致走省额”之类蓄意破坏经界法的事。在实施经界之后，又有“并经界以来，递年造簿，乡司因缘为奸，或推多收少，或产去税存，或于项内隐落户名，或于总结不具实数，与他虚抱税额，亦復不少”（注：《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之四六，食货七○之九七--九八。）之类产无定税，税无定籍的情况。可见经界法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乡司走弄，依然故我。四川地区实施经界法后，引起众多词讼，“或讼初行之日，保正、耆长因界量而受赃；或讼既行之后，书吏、乡司以走弄而取贿，牵连枝蔓”（注：王之望：《汉滨集》卷九《论部民诉经界书》，四库全书本。）。甚至有“近年乡司作弊，却将经界出山簿隐藏，官司无所稽考”（注：《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之七五。）之事，其肆无忌惮，一至于斯。显然，仅仅在丈量土地，整理簿账上作文章，既不能从体制上根本改变乡司作为县乡赋税枢纽的地位，当然也就无法改变乡司把持赋税征收的局面。因此，这场针对“乡司两税走弄”，以清理偷税漏税为目的的经界法的失败，实乃意料中事。反过来说，经界法的失败，进一步巩固了乡司的地位，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的“吏强官弱”。以经界法为标志的限制乡司吏权的斗争，不过是乡司地位上升过程中的轻波微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