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前三朝已校了正史中的前四史、《晋书》、《唐书》等，本次校勘，显为接续前代之作。其中《南、北史》后又复校之：“景祐元年四月丙辰，命宋祁等复校《南、北史》。”（注：《玉海》卷四三。）
    第四次为校前四史与《晋书》：“（景祐元年）九月癸卯，诏选官校正《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晋书》。”（注：《玉海》卷四三。）其中较为突出者是校《汉书》：“会秘书丞余靖进言：‘《前汉书》官本谬误，请行刊正。’诏靖及国子监王洙尽取秘阁古本对校，逾年乃上《汉书刊误》三十卷。”（注：《长编》卷一一七，景祐二年九月壬辰条。又见《麟台》卷二；《玉海》卷四三。）《宋史·艺文志》中亦明载：“余靖《汉书刊误》三十卷。”参加者还有：“详定官翰林学士张观、知制诰李淑、宋郊。”（注：《麟台》卷二。又见《玉海》卷四三；《崇儒》四之一。）
    《前汉书》在太宗淳化年间就曾认真校勘过，至真宗景德元年，又命刁衍等人“复校前、后《汉书》”，结果甚丰：“正三千余字，录为六卷以进。”（注：《麟台》卷二。又见《玉海》卷四三；《崇儒》四之一。）本次校勘“尽取秘阁古本”，历时一年多，且产生三十卷的《汉书刊误》。对一部史书，在约四十年内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雠校，且校勘文字达三十余卷，这在我国两千余年校勘史上亦不多见（注：《长编》卷一一七，景祐二年九月壬辰条下与《麟台》卷二几乎一字不差地有如下一段记载：“至太宗朝，又摹印司马迁、班固、范晔诸史，与六经皆传，于是世之写本悉不用。然墨版讹驳，初不是正，而后学者更无他本可以刊验。”前四史如本文所述，在宋初曾反复认真地校勘过，绝非“初不是正”，故本文不取。此处之“初不是正”，恐为泛指宋代以前所有正史校勘的状况而言的。）。而至“神宗熙宁二年八月六日，参知政事赵抃进新校《汉书》印本五十册，及陈绎所著《是正文字》七卷。”（注：《崇儒》四之十。）即又校出不少错谬，由此亦可见校勘工作是何等艰辛。
    此处还应提及的是：在清代钱东垣等辑释的《崇文总目》卷二中，著录有“《三史刊误》四十五卷”，下有：“初，秘书丞余靖上言：‘国子监所收《史记》、《汉书》误，请行校正。’诏翰林学士张观、知制诰李淑、宋祁与靖，洎直讲王洙于崇文院雠对。靖等悉取三馆诸本，及……数百家之书，以相参校。凡所是正、增损数千言，尤为精备。逾年而上之。靖又自录其雠校之说，别为《刊误》四十五卷。”将这段文字与《玉海》、《长编》、《麟台故事》等书的相关记载比照，有四点相同、一点相仿：1.校书皆因余靖进言而起；2.参加者五人中，有四人相同（而不同者，一为兄宋郊，一为弟宋祁，恐为形似之误）；3.校勘时间皆为“逾年”；4.均产生数十卷的《刊误》。一点相仿为：余靖进言之内容相近。且从情理上讲，余靖亦不大可能既撰《汉书刊误》三十卷，又为《三史刊误》四十五卷。故此，《崇文总目》所言当即为本次校勘。盖当时进呈者为《三史刊误》四十五卷，而流传于世者仅有《汉书刊误》三十卷。
    第五次校《国语》则是与校子书同时进行的：“景祐四年十月十七日，翰林学士李淑言：‘……《国语》、《荀子》、《文中子》……欲望取上件三书差官校勘、刻板，撰定《音义》，付国子监施行。’诏可。”（注：《崇儒》四之七。）本次校勘是为考试出题之需。其结果则不详。
    第六次为“嘉祐校七史”：“六年八月庚申，诏三馆、秘阁校理《宋》、《齐》、《梁》、《陈》、《后魏》、《周》、《北齐》七史，书有不全者访求之。”（注：《玉海》卷四三。）至“嘉祐七年十二月，诏以七史板本四百六十四卷送国子监镂板颁行”（注：《玉海》卷四三。又见《崇儒》四之十九。）。（其中《陈书》校定时间为八年七月，详下文）。
    本次校勘最值得注意之处是为校勘而搜求书籍，如校《后周书》：“仁宗时，出太清楼本，合史馆秘阁本，又募天下献书，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馆阁是正其文字。”（注：《郡斋读书志》（引自《四库全书》，下同）卷二上；又见《周书目录序》，引自《周书》，中华书局1971年版。）即募得两种不同版本，才进行校勘工作。其他书亦如是：“臣等言‘《梁》、《陈》等书缺……愿诏京师及州县藏书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为下其事，至（嘉祐）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陈书》三十六篇者始校定。”（注：《元丰类稿》（引自《四部备要》，中华书局1989年版，下同）卷一一《陈书目录序》。《郡斋读书志》卷二上载：嘉祐所校七史，“政和中始皆毕”。此说与《元丰类稿》卷一一，《玉海》卷四三、卷五二所载皆异，恐误，本文不取。）从中可看出：当时为校勘而求书，时间上长达一年多，范围远及州县。
    第七次为校《后汉书》：“仁宗读《后汉书》，见‘垦田’字皆作‘恳’字，使侍中传诏中书，使刊正之。（刘）攽为学官，遂刊其误为一书云。”（注：《郡斋读书志》卷五上。）《郡斋读书志》卷五上著录有：“《西汉刊误》一卷，《东汉刊误》一卷。右……刘攽所撰也。”《宋史》中亦载：“（刘攽）作《东汉刊误》，为人所称。”（注：《宋史》卷三一九《刘攽传》。）此《刊误》进呈时间为：“治平三年四月……刘攽上。”（注：宋版《东汉刊误》卷一，转引自曾贻芬先生《宋代对历史文献的校勘》，《史学史研究》1992年第3期。）由上述可见，此书为刘攽独立完成的，但“刊正”者似不止刘攽一人。（注：刘攽的著述，《宋史》卷二○三《艺文志》中著录有：“刘攽《汉书刊误》四卷”，又有：“《三刘汉书标注》六卷〈刘敞、刘攽、刘奉世〉。”而《直斋书录解题》卷四载：“《三刘汉书标注》六卷……又本题《公非先生刊误》，其实一书。”（公非即刘攽之自号。）上列三种书与本文所论之《东汉刊误》之间倒底是什么关系？这是研究北宋校勘应回答的问题，然迄未见有论文明白述之。而对此问题清《四库》馆臣曾作过考证，其结论颇合情理，特录于此：“盖于前、后《汉书》初各为《刊误》一卷，赵希弁所说（即《郡斋读书志》卷五上）是也；后以所校《汉书》与敞父子所校合为一编”，即为《三刘汉书标注》；“而《东汉（刊误）》一卷无所附丽，仍为别行”，即我们今天见到的《东汉刊误》（实为四卷）；“至别本乃以书为主，而敞、奉世说附入之，故仍题《刊误》之名”，即《公非先生刊误》（见《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五）。）。
    第八次为校《资治通鉴》：“哲宗元祐元年三月十九日，宰臣司马光言：‘秘书省校书郎黄庭坚好学有文，欲令与范祖禹及男康同校定《资治通鉴》。’并从之。”（注：《崇儒》四之十。）《资治通鉴进书表》标明进呈时间为“元丰七年十一月”，距校书时间仅一年多，自然也是校当代之书。《资治通鉴》引书数百种，此处之“校定”，当是以他校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