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在神宗熙宁七年：“六月二十三日，监三馆、秘阁言：‘……诏书内求访到书籍，只各一部，并未校正，乞行校正……’从之。”（注：《职官》一八之四。）本次为校勘求访所得之书。
    元丰元年十二月七日秘阁校理的上言中，提及第四次校勘：“每岁崇文楷书补写四库书……遂命崇文院勘会四馆书籍……”（注：《职官》一八之五。）本次所校则为“四馆书籍”。
    第五次始于哲宗元祐二年：“六月八日，秘书省言：‘……乞在省官与供职校理分校秘阁所藏黄本书……’”（注：《职官》一八之七。）这次校勘延续多年，如元祐五年六月四日的诏书中提及“秘书省见校对黄本书籍未了，可添一员”（注：《职官》一八之一○。），七年三月七日秘书省亦言：“本省节次添差到校对黄本书籍官共五员”。（注：《职官》一八之一二。）至“徽宗崇宁二年五月四日，礼、户部言：‘校〔秘〕书省见誊写三馆书籍充秘阁书，至今一十七年，装褫成书共二千八十二部……犹有一千二百一十三部、及阙卷二百八十九卷未写……’”（注：《职官》一八之一四。）从元祐二年至此，恰为十七年，且此后仍在进行，足见本次校勘历时之久长。校书二千余部，规模亦颇可观。
    第六次亦于哲宗朝：“元祐七年五月十九日，秘省言高丽献书多异本，馆阁所无。”（注：《玉海》卷五二。）“诏降付秘书省，仍令本省誊写、校正二本，送中书省、尚书省；及别誊写、校正二本，送太清楼、天章阁收藏。”（注：《职官》一八之一三。）校域外所献之书，这是北宋百余年间仅见的一次。
    第七次在徽宗大观年间：“二年，诏大司成分委国子监、太学、辟雍等官校本监书籍。候毕，令礼部复校。”（注：《通考》卷一七四《经籍考·总叙》。）本次校书之具体人数、时间则不详。
    第八次始于大观四年：“五月七日，秘书监何志同奏：‘……《（崇文）总目》之外，别有异书……就加校定，上之策府……’从之。”（注：《职官》一八之一五。又见《通考》卷一七四《经籍考·总叙》。）至“政和四年四月十四日……蔡攸……又奏：‘本省官校勘书籍……以经史子集次序成部分校……’”（注：《职官》一八之一五。）可见此次校勘，亦延续了四年以上。
    最后一次为：“宣和初，提举秘书省官建言：‘置补完御前书籍所于秘书省，稍访天下之书以资校对。’以侍从官十人为参详官，余官为校勘官。”（注：《麟台》卷二。其中“提举秘书省”之“秘”字原缺，据《崇儒》四之一二补。）后又建局：“宣和四年四月十八日诏……乃命建局，以‘补完校正文籍’名，设官综理，募工缮写。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楼，一置秘阁。仍俾提举秘书省官兼领其事……庶成一代之典。”（注：《崇儒》四之一二。）本次校勘之过程虽未见史载，然特为此建局，可见必具有一定规模。宣和六年的一段史料透露出这种规模的概况：“九月十九日，诏减罢校正御前文集〔籍〕官吏，校勘官、校正官、对读官各减一年磨勘……中书省请并补完校正御前文籍并归秘书省，只用馆职校勘，少监充校勘官，校书郎正字充初校正官，丞、郎、著作佐郎充复校正官。详定官十员、管勾一员并依旧。对读官于校正对读官内通留十员。其余合留人数：取押绫纸等使臣四人，点检文字一人，手分五人，楷书六人，专副二人，对算二人，通引官二人，库子库司八人，兵士五十人，和雇人据合用数逐旋和雇。从之。”（注：《崇儒》四之一二。）可见，即使不计兼职的校勘官、初校正官、复校正官与“逐旋和雇”的人员，其他人员总数已达101人！而此前人数还要超出若干。且徽宗时曾多次下诏、极为认真地搜求逸书，并予奖励，如“（宣和）七年，提举秘书省又言：‘取索到王阐、张宿等家藏书，以三馆、秘阁书目比对，所无者凡六百五十八部、一千四百一十七卷，及集省官校勘，悉善本……’诏阐补承务郎，宿补迪功郎。”（注：《通考》卷一七四《经籍考·总叙》。）足见直至北宋灭亡以前，徽宗对校理群书一直是重视有加。《宋史》也注意到这一状况，特别指出：“徽宗时……诏购求士民藏书，其有所秘未见之书足备观采者，仍命以官。且以三馆书多遗逸，命建局……自熙宁以来，搜访补辑，至是为盛矣。”（注：《宋史》卷二○二《艺文志序》。）亡国在即，校理文籍却仍盛况如是，确属鲜见。
    二
    纵观北宋九朝之中央政府校勘，有如下一些方面值得注意。
    其一为将校勘记独立汇编成书。自宋初始，就已出现这种汇编：太宗朝史馆修撰张泌集有《汉书刊误》一卷（注：《宋史》卷二○三《艺文志》。）；真宗朝“任随等上复校《史记》勘误文字五卷”（注：《玉海》卷四三。）；至景德年间校前、后《汉书》时，又将所校正的“三千余字”“录为六卷以进”（注：《崇儒》四之一。）；至仁宗景祐年间校《汉书》后，更产生了多达三十卷的《汉书刊误》，在卷帙上远过前朝，且与张泌书同样具有独立书名。它们标志着到北宋时，校勘记又发展到一新阶段，即已完全独立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