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仁宗、神宗朝之两次校理兵书，显为当时军事之需。北宋至仁宗之时，无大战事已有六十余年，乃至士兵不识战阵，将领不谙兵法。康定年间西夏兵屡败宋军，引起朝廷对军事的重视，故此有嘉祐年间的兵书之校。至神宗朝，开始健全武学制度：“熙宁五年，枢密请建武学于武成王庙，……习诸家兵法”（注：《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同时武举考试以“《孙》、《吴》、《六韬》义十道”为重要内容（注：《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元丰年间，神宗改制，进一步加强军事力量，因此才有元丰三年之校“武经七书”。
    官府校勘集中反映出最高统治阶层的意向，而这些统治者思虑最多的恰是军政大事。他们在遇到疑难时，又总是从以往朝代的经验教训中寻求答案，这种崇尚古人、先哲的价值取向，必然使军政大事直接而深刻地影响到官府校勘的内容。
    北宋官府校勘在许多方面都颇为突出，将我国校勘学水平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对其考察分析又可发现：一代学术风气迅捷而直接地影响着官府校勘的频率和内容；国家军政大事（及帝王好恶）也直接而深刻地影响着朝廷校勘的取向。要完善文献学体系，就应回答校勘学与学术风尚、社会状况之间的关系问题，希望上述研究能对此有所帮助。
    本文涉及诸多领域，不妥之处在所难免，诚望方家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