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国历史文献学的实践已有两千余年历史，而历史文献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建立，却仅为近年之事，文献学理论体系尚有待进一步发展完善。对北宋官府校勘进行考察研究，在文献学理论方面也可得到一些重要启迪。
    首先是校勘与学术风气的关系。校勘作为文献学应用学科的五大分支之一，必然要受学术风气影响，但这种影响究竟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其程度如何，尚少有人论及。为说明此问题，我们先将北宋各朝的校勘次数列表如下（仅以开始之时计）：
    太祖1次仁宗 14次 哲宗3次
    太宗5次英宗0次 徽宗9次
    真宗19次 神宗4次 钦宗0次
    从上表可看出：真宗、仁宗两朝是校勘活动最频繁时期：两朝时间跨度为65年，校勘次数为33次，平均频率约为两年一次；其余七朝共102年，校勘次数却仅为22次，平均频率约四年半一次。两相比较，前者为后者的两倍多。
    上面勾勒出的校勘频率曲线，与北宋学术风气密切相关。
    仁宗庆历前后，恰是北宋学术发生重大变化之时。此前学术思想基本上延续前代，继承者多，创新者少。至庆历年间，学术风气明显转变，疑经惑古思潮大兴，理学迅猛发展，这一深刻变化必然影响到学术界各个领域，从上表看，也极为直接地影响到政府校勘的频率--校勘的对象是古书，目的是扫清古书中的各种错讹，以便更好地向古人学习。庆历前的学风重在继承，自然就要校勘大量古籍；至“庆历之际，学统四起”（注：《宋元学案》卷六《士刘诸儒学案》《四部备要》本。），学者的兴奋点转向创新，校勘的频率亦随之明显下降。
    这一影响在经部书校勘方面反映得尤为突出--若以庆历为界，则此前校勘经部书达13次，而其后则为0次！由此可见，一代学术风尚的变化对宫廷校勘的影响是何等迅捷与直接！
    史书校勘一直是北宋统治者关注的热点，这与当时史学高度发展的状况是完全一致的。我国史学发展到北宋，呈现极为繁荣的局面：沉寂了数百年的编年史体，因《资治通鉴》的诞生而焕发出勃勃生机；史学领域大为扩展，金石用于考史，方志体例日臻完备；修史机构空前完善，官修史书的品种和数量皆远过前代。史学的繁荣对校勘也产生深刻影响，自太宗朝始，北宋馆阁不但校理了当时几乎所有已成书的正史，而且对前四史更是反复雠校，于刚修成的《资治通鉴》亦立即校定。其校史书的规模、次数与成效皆超越前代，为我国校勘学史增添了灿烂一页。
    对北宋校勘的内容进行观察，又可探寻出官府校勘与国家军政大事（及帝王好恶）之间的联系。从四部分类的角度考察，北宋九朝校经部书13次，史部书12次，子部书19次，集部书2次，综校群书11次。其中最突出者为子书。
    子书校勘的19次中，竟有8次为道家之书，且仅集中于两朝，即5次在真宗朝，3次在徽宗朝。其原因甚为明显：宋真宗是古代帝王中以尊崇道教著称的皇帝，他曾多次导演降“天书”的闹剧，又曾亲至泰山，举行封禅大典，还大兴土木，修建道观等。徽宗比之更是有过之无不及，连他本人也跻于道教神仙之列。这样的两个皇帝多次校勘道教之书自不足为怪了。而这8次在北宋全部55次校勘中占到七分之一强，由此可见：帝王的好恶对宫廷校勘的影响是何等直接和巨大！（当然，帝王好恶背后的深层原因，仍是当时政治统治之需。）
    子书校勘的其余11次中，有5次是校医书。北宋期间曾有多次编修医书的活动，如太祖“开宝重订《本草》”，太宗朝编纂著名的《太平圣惠方》、《神医普救方》，仁宗朝编修《庆历善救方》、《简要济众方》（且专设“校正医书局”），徽宗更“御制”《圣济经》，并亲为作序。北宋统治者为何如此偏爱医书？除学术原因，即中医学经千余年发展、至北宋时需要总结外，是否还有其他原因？
    政和八年蔡攸奏章道出了其中奥妙：“窃考《内经》所载，皆道德性命之理，五行造化之妙。”（注：《崇儒》四之十。）重和元年徽宗之诏讲得更为清楚：“朕阅《内经》，考建天地，把握阴阳，其理至矣。”（注：《崇儒》四之一一。）《内经》虽为医书，然古人认为“天人合一”，对人体的辨证也就蕴含着天地阴阳之理，“五行造化之妙”，因此也就包含着治理天下之“道”。夏竦为《天圣真经》所作序曰：“圣人有天下，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注：《玉海》卷六三。）这才是统治者偏爱医书的深意所在，即从哲学的高度看待医书医理，并从中体悟治国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