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向、歆父子整理群书后，历代中央政府多有校理群籍的活动（注：见《宋初官方校勘述论》。），然皆未将校勘成果单独汇集成书。私家校雠中，亦有不少涉及校勘的名篇名著，如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陆德明《经典释文》等，但也未见有独立的校记汇编。北宋的校记专书，不但标志着政府校勘的一大进步，也是校勘学发展史上一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校勘学已从以往与目录、版本诸学并行的状态，向着独立方向的重大迈进。
    北宋这些校记汇编，是以往校勘发展的必然结果，又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如南宋张淳《仪礼识误》，毛居正《六经正误》，方崧卿《韩集举正》等，都继承光大了这种作法，将校勘成果集为专书。
    其二，北宋官府校勘与“小学”的互动，亦颇引人注目。中国古代将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称为“小学”，这三学在北宋之前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它们为高质量的校勘奠定了坚实基础。北宋政府校勘一方面充分运用前代的“小学”成果，一方面又很重视校理“小学”之书。如建国之初就校《经典释文》（其中含大量“小学”资料）；太平兴国年间更“详定《玉篇》、《切韵》”，后又雠校《说文》；真宗景德年间则“详定《正辞录》”和“新定《韵略》”，且两次校《尔雅》（注：见《宋初官方校勘述论》。）。这些宋初的校勘工作，伴之以刻板颁行，大大推动“小学”成果广泛传播，为其后的校勘创造了良好条件。可见，政府校勘与“小学”成果两者互相促进，在北宋形成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这无论是对校勘学、还是对“小学”的进展，皆十分有益。
    其三是建立专门机构进行校勘。北宋中央已形成校书中心--三馆秘阁，此外还建立一些机构，如仁宗朝的“校正医书局”，徽宗朝置“补完校正文籍局”等。设置这些机构可保证身处其中的人员专心致志进行校勘，且有大量辅助人员协助。这一举措对保证校勘质量无疑具有重大作用。它不但显示出最高统治者对校勘事业高度重视，更是官府校勘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其四为校勘与刻印紧密结合。北宋校勘繁兴，其最直接原因即是刊刻书籍之需；而校勘事业的发达，反过来又推动刻书业发展。二者相互促进，形成空前繁荣的景象。
    其五为政府校勘与目录学相辅相成，互相促进。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校勘后编制书目。我国自向、歆父子校理群籍、编制《别录》、《七略》后，代不乏人，如西晋荀勖“复校错误十余万卷书”，编成标志着四分法产生的《中经新簿》（注：《晋书》卷三九《荀勖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东晋李充校理群书后，编成《晋元帝四部书目》，（注：《晋书》卷九二《李充传》。），等等。这一优良传统在北宋得到空前弘扬，如真宗朝的《咸平馆阁图籍目录》、《景德太清楼四部书目》、《（祥符）龙图阁书目》、《祥符宝文统录》（注：《玉海》卷五二。）等，而规模最为宏大的自然是仁宗庆历之《崇文总目》。如此频繁地校书编目，对古代目录学的发展无疑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另一方面的表现是为校勘之广搜异本而专门建立目录，如太宗太平兴国九年正月和真宗景德四年十月就曾两次下诏，为校勘目的而张布阙书目（注：《麟台》卷二。）。至仁宗朝，则更有《嘉祐搜访阙书目》等。为搜求阙书专门编目的作法，北魏就已出现，即“《阙书目录》一卷”（注：《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唐代也曾有《唐四库搜访图书目》一卷（注：《宋史》卷二○四《艺文志》。）。北宋使这一优良传统得到继承和发扬。
    其六为对校勘人员赏罚严明。以往各代在校理群书后对参与者进行赏赐的作法，在北宋也得到很好继承。从史书中可见：每次校勘之后皆立即赏赐，或升官晋级，或物质奖励。而对敷衍塞责者亦严惩不贷，最突出一例即在仁宗朝：“（天圣三年六月）丙辰，降直昭文馆陈从易为直史馆，集贤校理聂冠卿、李昭遘并落职。先是，从易等校太清楼所藏《十代兴亡论》，字非舛误而妄涂窜，以为日课。上因禁中览之，故及于责。”（注：《长编》卷一○三。又见《崇儒》四之六。）。这种严厉惩罚前代罕有，实为保证校勘质量的重要手段之一。
    其七为注重校当代之书，如真宗咸平年间曾校“太宗圣制”之书，至景德四年，又校理太宗朝所纂之《文苑英华》。仁宗初年，从《册府元龟》中刚刚选编出《天和殿御览》，就立即进行校勘。哲宗朝校《资治通鉴》，距《资治通鉴》进呈时间仅一年多。这四种当代之书中，除“太宗圣制”外，其余三种都是政府组织编修之书。校当代之书实际上是校勘范围的一种扩展，是官府校勘进一步发展的标志。
    此外，在任用专家校书方面，北宋也不逊于前代。已有文章论之颇详（注：参见肖鲁阳先生《北宋官书整理事业的特点》，《上海师院学报》1982年第1期。），本文不赘。
    北宋馆阁校勘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神宗熙宁四年宋敏求的奏章中就曾提出锐批评：“今三馆秘阁各有四部书……虽累加校正，而尚无善本。”（注：《职官》十八之三。）然从整体上看，北宋在诸多方面皆超越前代，达到空前高度。且其影响深远：南宋校勘学硕果累累--产生第一部校雠学专著--郑樵的《校雠略》；诞生标志校勘格式规范化的《校雠式》；出现独立完整的校勘学专著--方崧卿的《韩集举正》等，其原因故可列出许多，然北宋校勘的高度发展，显然是最直接而重要的原因之一。总之，官府校勘至北宋已完全成熟，其中有些经验对今天的集体校勘仍是有借鉴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