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书之校更多达十三次。
    第一次为校《内经·素问》等医书：“（天圣）四年十月十二日，翰林医官副官赵拱等上准诏校定《黄帝内经·素问》、《巢氏病源》、《难经》，诏差集贤校理晁宗悫、王举正、石居简、李淑、李昭遘依校勘在馆书籍例，均分看详校勘。”（注：《崇儒》四之六。）至“（天圣）五年四月乙未，令国子监摹印颁行。诏学士宋绶撰《病源序》”。（注：《玉海》卷六三。“宋绶”原为“宋缓”，据《长编》卷一○五改。）其中《素问》后又校之：“景祐二年七月庚子，命丁度等校正《素问》。”（注：《玉海》卷六三。）嘉祐再校之（详后）。
    第二次为校“律文及疏”，亦始自天圣四年：“十一月，翰林侍读学士、判国子监孙奭言：‘诸科举人，惟明法一科律文及疏未有印本……’命本监直讲杨安国、赵希言、王圭、公孙觉、宋祁、杨中和校勘，判监孙奭、冯元详校。至七年十二月毕。”（注：《崇儒》四之六。）
    北宋百余年间，曾多次删定编敕，如咸平、景德、庆历、治平、熙宁年间等等，然这些整理基本上都是因过去“格敕条目繁多”，而以“删定”、“去其繁密之文”（注：详见《宋会要辑稿》刑法一之一至一之二六；参见《玉海》卷六六。）为主，故本文不论。而这次则明确指出是“校定律文及疏”。《宋会要辑稿》载本次过程颇详：“七年四月，孙奭言：‘准诏校定律文及疏……其《刑统》内衍文者减省，阙文者添益，要以遵用旧书，与《刑统》兼行。又旧本多用俗字，浸为讹谬，亦已详改。至于前代国讳，并复旧字；圣朝庙讳，则空缺如式。又虑字从正体，读者未详，乃作《律文音义》一卷，其文义不同，即加训解。乞下崇文院雕印，与律文并行。’”（注：《崇儒》四之七。）
    由此可见，这次整理过程可分为五个步骤：1.减省衍文；2.增补阙文；3.详改俗字、错字；4.恢复前代国讳的旧字；5.作《律文音义》一卷，将俗字与正体加以对照，并对文义不同者加以训解。这五项工作，除“训解”外，皆属校勘范畴，又历时三年多，确为一次较认真的校勘。
    第三次是校《荀子》、《文中子》：“景祐四年十月十七日，翰林学士李淑言：‘……有《国语》、《荀子》、《文中子》，……欲望取上件三书差官校勘、刻板，撰定《音义》，付国子监施行。’诏可。”（注：《崇儒》四之七。）这里也提到要撰定《音义》，惜乎结果不详。
    第四次为校医书：“（嘉祐二年八月）庚戌，……（韩）琦又言：‘医书……请择知医书儒臣与太医参定颁行。’”（注：《长编》卷一八六。）仁宗接受了韩琦的建议，下诏：“所有《神农本草》、《灵枢》、《太素》、《甲乙经》、《素问》之类，及《广济千金》、《外台秘要》等方，仍差太常少卿、直集贤院掌禹锡、职方员外郎、秘阁校理林亿、殿中丞、秘阁校理张洞、殿中丞、馆阁校勘苏某（即苏颂）同共校正闻奏。”（注：《苏魏公文集》（引自《四库全书》）卷六五《本草后序》，但下诏时间为“八月三日”，恐误。因据《长编》卷一八六，韩琦上言为“八月庚戌”、即六日，下诏时间自当在此之后。又据《玉海》卷六三的两处记载，下诏之日为八月辛酉、即十七日，似得其实。）此后“臣禹锡等寻奏置局刊校，并乞差医官三两人共同详定”（注：《苏魏公文集》卷六五《本草后序》。）。于是“置校正医书局于编修院，命掌禹锡等五人”（注：《玉海》卷六三。）。至“其年十月，差医官秦宗古、朱有章赴局祗应”（注：《苏魏公文集》卷六五《本草后序》。）。至“五年八月，补注《本草》成书，先上之”（注：《苏魏公文集》卷六五《本草后序》。）。本次校勘的最大特点是专门设立“校正医书局”，足见其重视程度。且为任用医官校医书。参加者至少七人。
    第五次为校秘阁兵书：“（嘉祐）六年四月，以大理寺丞郭固编校秘阁所藏兵书。先是，四馆置官编校书籍，而兵书与天文为秘书，独不预。大臣或言：固晓知兵法。乃命就秘阁编校，抄成黄本一百七十二册……治平四年六月，以编书毕，迁内藏库副使、路分都监。”（注：《崇儒》四之八。其中“大臣或言”。原为“大有有言”，据《长编》卷一九三，嘉祐六年四月丙子条改。）此文虽未言编校之书及卷数，然历时六年，最后又“抄成黄本一百七十二册”，可见其数量相当多。
    第六次为校阴阳之书：“（神宗）元丰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提举司天监所言：‘先被旨应馆阁所藏及私家所有阴阳之书，并录本校定，置库收掌。今编成七百一十九卷，乞上殿进呈。’从之。”（注：《宋会要辑稿》职官（以下略作《职官》）一八之八四。）此为北宋首次校阴阳之书，计七百余卷。
    第七次即为校著名的“武经七书”：“元丰三年四月一日，诏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书，镂板行之。”（注：《崇儒》四之十。）“我国古代兵书著述繁富，种类繁多，然而其精华部分就是‘武经七书’”，“‘武经七书’的颁定，确立了兵书在封建社会的正统地位”，“奠定了中国古代军事学的基础”（注：参见王显臣等《中国古代兵书杂谈》，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因此这次校定，意义甚为深远。
    第八次为校《道藏》：“宋徽宗初，兴道教，诏天下搜访道家遗书，就书艺局令道士校定。”（注：《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五一，引自（道藏）第148册，1926年上海涵芬楼据明正统本影印，下同。）“我朝崇宁中，再校定《道藏》经典。”（注：《道德真经集注杂说》卷上，引自《道藏》第403册。）本次为以道士校《道藏》。
    第九次为校医书：“《和剂局方》十卷大观中，诏通医刊正药局方书，阅岁，书成，校正七百八字，增损七十余方。”（注：《郡斋读书志》卷一五，《中国历代书目丛刊》（第一辑下），现代出版社1987年版。）“库部郎中陈师文等校正，凡二十一门、二百九十七方。”（注：《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三，然著录为六卷。而此书《四库全书》本为十卷，今从之。）本次校医书，任用“通医”、“郎中”校正，“阅岁”而成，正七百余字。
    第十次为政和年间再校《道藏》：“（三年）十二月癸丑，诏天下访求道教仙经。”（注：《宋史》卷二○《徽宗本纪》。）至六年校毕上进时，其书序云：“臣于前岁七月，被旨差入经局，详定访遗，及琼文藏经，开板符篆。因得窃览经箓，殆至周遍。”“近又……裒访仙经，补完遗阙，周于海寓，无不毕集。继用校雠密藏，将以刊镂，传诸无穷。”（注：《太上助国救民总真秘要》卷首，引自《道德》第986册。“臣”即洞幽法师元妙宗。）这次校勘，也是访求于前，并任用道士校《道藏》。且其规模宏大，在《道藏》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