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六、七部分可以视为对古代文明社会生活的展示，也是该书最具创见的部分，分别讨论古代世界的生与死、经济、政治与权力。与过去不同的是，政治被“排挤”到了比较边缘的地位，在三部分共18章中，政治只占了4章。即使在仅有的4章中，所讨论的也都并非传统的政治史，而是影响政治生活的各种因素，包括国家结构、法律体系、公民权和战争，突出的是古代希腊和罗马世界公民生活于其中的政治框架以及影响古代公民的诸种最重要因素。经济部分既反映了现代经济学的兴趣，涉及劳动、财政、资源和技术，但更体现了古代经济的一般特征，地中海成为古代经济的基本背景，地区间的差异在“诸种经济”[economies]这个术语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乡村的作用得到强调，尽管作者认为，片面强调乡村或城市的作用，不免是站在今人的立场论古人。也许对古人而言，除特殊情况外，城乡之间的区别并不是那么重要。非自由劳动包括奴隶劳动的作用得到重视。经过战后马克思主义古史学的冲击，众多学者如今都承认，奴隶制是古代文明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作者的讨论并不打算涉及奴隶的具体数量等老问题，而倾向于从芬利的路径出发，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具体背景中的奴隶以及其他形式非自由劳动的功能进行讨论。
    如果说古代政治和经济提供了希腊人和罗马人活动于其中的基本框架，古代人的一般生活状况，则体现在该书第五部分的“生与死”，即关于个人生活的部分。它从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开始，依次讨论了古代的食物、爱与性、居住、娱乐、教育、医药和死亡。编者的规划，显然希望以此揭示古代人、特别是普通人的实际生活状况，让今人对古人有更加具象的认识。有些问题，例如教育和家庭，虽然曾经得到过一定程度的研究，但并非从个人生活着眼，而是更多地关注诸如妇女、儿童之类的群体。另外一些领域，例如居住、爱与性、医药、死亡等，则是20世纪末以来的新兴研究领域。不过，如果作者仅仅限于对古代人的生活状况进行一般性的描述，则不免把历史变成了个人生活琐事的介绍，哪怕这个介绍的着眼点是古代的所有人，意义仍然有限。该部分最为可取之处，在于相关作者一方面概要介绍有关研究的起源和进展，另一方面则试图借用社会科学的各种方法，包括人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理论与手段，写出各个专题的社会史，进而描述古代人比较真实的生活场景，努力让现代人理解古代个人的经历。以家庭一章为例，众所周知，家庭史研究对古代史其他领域的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它已经把历史学家们从直到20世纪最后数十年仍倾向于占支配地位的、单纯的政治和军事领域引开。它已经让大多数历史分析包括了私人和家庭领域，从一个可以说是孤立的男性世界领域，转向一个也有妇女和儿童居住的世界。焦点的变化，也造成了方法论的明晰以及对资料--文字的、视觉的和物质的--更加精细的解释和分析。为了发现不同于政治家和将军[他们常常是古代世界历史的主要作者]的‘个体’（或者说，至少是‘类型’），我们必须学习如何用新的方式处理证据；观察那些群体（妇女、儿童、奴隶、非公民、被视为外人的团体），他们不曾写作他们自己的历史，但在精英阶层男性的作品中，他们并非不经常地作为可有可无的角色出现。”[第330页]通过对史料的细致解读，两位作者发现，借助于人类学的方法，古代史料描绘的家庭，往往是非常态时期的非常态家庭，“家庭的实际随着时间和空间的不同存在巨大的差异。”罗马共和国后期，家庭关系就发生了缓慢却重要的变化。妇女的地位尤其与我们印象中的男权统治不同，“在雅典和罗马社会，人们接受和期待的是，妻子和母亲事实上掌管着家庭。”（第338页）至少在婚姻问题上，男性家长并不能包打天下。因此作者提醒我们，“社会理想（文学的、男性的和精英的）与社会现实，尤其是对那些不曾自己发出声音的群体，需要小心解释。”（第330页）对食品、死亡、居住、性等方面的研究，一方面让我们注意到此前鲜为人知、但却是古代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方面，揭示出古代社会不同于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另一方面，也让我们意识到，在历史学中适当引入社会科学方法，无论是在资料的发掘和解释，还是在丰富历史的内容更全面反映历史面貌上，都具有显而易见的积极意义。
    三、古代史的功用：个人经历与集体意识之视角
    古代史有什么用？如前所述，对近代早期的历史写作者来说，作为近代世界最为重要的参照体，古代史的功能根本不是问题。可是20世纪以来史学的专业化，让社会公众与专业学者之间的鸿沟逐渐扩大；其他知识门类，特别是科学、技术和应用性社会科学如经济学和法学等的发展，让历史学的空间日益逼仄，以至于到20世纪前期，年鉴学派的大师布洛赫已经在讨论历史学有什么用的问题。他最后的结论虽然积极：历史学有其独特的美感，有娱乐的价值，史学的不确定性，也正是史学存在的理由，因为它将展示不断更新的历史前景。[27]不过他的辩护是就历史学整体而言，而且在那之后，史学无用，史学危机的声音仍不绝于耳。就古代史，特别是古代希腊罗马史来说，它的价值何在，也曾有学者论及。莫尔利（NevilleMorley）承认，历史确实有用，它虽然不可能让人们根据对过去的认识预见将来，也不大可能直接创造经济价值，不是法律或者医学那样的职业学科，但从实用的意图来说，它培养了人们“处理和分析大量资料；构建合理的论证，创造新的思想；清晰而且有说服力地提出论证；参与讨论等方面的能力”。[28]但他也认识到，其他学科同样可以提供这方面的训练，因此这些实际用途不足以解释历史学科存在的理由，尤其是不断建构和解构过去的理由。但他随后提出论证：过去需要研究，因为人们对过去的认识会影响人们现在的行动；现在的变化也会影响人们对过去的认识；历史学在不断解构过去的过程中，也不断塑造着人们的思想和认同，并且通过塑造过去来改造现在。[29]但他的论证仍很难把古代史从质疑中解救出来，因为他仍然是就历史学科本身的性质而非古代史的特点立论，而且拘泥于个人直接应用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