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古代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1979-1980年，实际由日知先生规划和组织的《世界上古史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89年，日知先生主编的《古代城邦史研究》也由同一家出版社推出。两书都对古代史上的许多重要问题，例如农业革命、城市革命、国家产生的形式、公有制和私有制、大土地所有制与小土地所有制的关系、城邦到帝国的发展等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独特的看法，并做出了在当时条件下能够达到的最为充分的论证，引起了对有关问题更深入和具体的讨论。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大学教科书和发表的论文中，虽然仍能看到苏联模式的影响，但在讨论相关问题时，采取了更加平和与实事求是的态度。[37]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更多古典文献和外国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以及中外学术交流的逐渐展开，古典语文教育的起步，中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日益与世界接轨。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一批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专题著作和论文。这些作品或者具有独特的中国学者视角，或者借鉴和使用了不少新材料、新理论和新方法，具有相当的学术影响力。部分论著即使在国际学术界，似乎也应有自己的一席之地。[38]
    然而，如众多学者都承认的，中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毕竟起步晚，基础薄弱。在资料积累方面，我们仍有不少缺陷。一些基本的文献和参考书，例如雅可比的《希腊历史残篇》，考古资料中的《希腊铭文集成》，仅有东北师范大学收藏，且后者刚刚购入。部头更大的《拉丁铭文集成》，似乎仍无任何大学和科研机构购入。19世纪以来西方出版的大量考古报告，其中绝大多数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可能闻所未闻。此外，中国的古史研究者中，能够熟练使用希腊语和拉丁语文献者并不多见。正因如此，不少古代史研究者难以从事精深的、原创性的研究，很多时候是二传手-把西方的学术成果消化后传播到中国[必须承认，在学科发展的起步阶段，这样的研究仍有积极的意义和价值]。所写出的论文中，不少属于宏观的、一般性的介绍，少有个案和专题研究。更多的学者主要是应付日常的教学，无力从事任何研究。社会对古代希腊史的需求，也还停留在相当一般的水平，从而影响到古代史研究在整个历史学科中的地位。除资料和实证研究能力的限制外，我们还缺乏自己应当具备的系统的理论。不少论著，尤其是最近20年来出版的古代史教材，虽然力求在理论和体系上有所突破，但如何将它们落实到具体研究之中，易言之，如何把宏观理论转化为比较具体的古代史设计框架，并体现在历史进程的具体叙述中，仍不能说特别成功。在揭示古代社会的特征之时，除政治和军事史不免仍占据历史舞台中心外，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机械理解，历史被简单地划分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板块的做法，仍统治着大多数古代史学者的心灵。对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地理和生态背景的具体作用，经济的一般特性和不同地区的特征，总之，古代人的生老病死及其与他们的政治、社会和价值观的关系，仍缺乏细致入微的实证研究，很难追踪学术前沿。相应地，古代史研究的影响相当有限，不少学者，特别是非古代史领域的学者，在说明古代史上的问题包括普通劳动者的地位、文化和政治制度的特征时，仍把奴隶社会和奴隶制当作万应灵药。
    那么，中国的西方古史研究出路何在？众多学者对此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而且相当全面。[39]笔者在这里只想指出一点，欲做出第一流的成果，首要的是古史研究者苦练内功。因为无论是追踪学科前沿，还是组织大规模的、与现实有关联的课题，都必须以知识的可靠性和理论的科学性为前提。除必备的理论素养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等对历史学者的基本要求外，具体到古代史学者而言，窃以为内功主要是研究者所须具备的三种基本能力：既能较好地掌握古代语言，尤其是古典希腊语和拉丁语，以及相关文明的语言，又能掌握至少两种以上的现代外国语言，并熟悉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
    掌握古代语言是古代史研究的基础。虽然随着学术事业的发展，大量古典文献已经被译成现代语言，尤其是英语。而且由于每一个时代都需要新的译本，需要不断的翻译，因此不少古典文献的现代译本不止一个。中国的古典世界史研究，如果缺少了翻译，无论如何不会达到今天的水平。但翻译同时也是解释，体现了译者的立场和时代的取向，因此在不同的译本之间，会存在一定的差别。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这些细微的差异也许不是问题，但对于一个专业研究者来说，则可能影响其观点和结论。威特马什（TimWhitmarsh）以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2卷有关特尔西特斯（Thersites）的描写为例，指出三位现代译者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存在本质性的区别，拉提摩尔（RichmondLattimore）完全忽视了普通士兵特尔西特斯与统帅阿伽门农（Agamemnon）地位上的差异，其他译者则明确暗示两位争论者地位上的差别。[40]两种不同的处理，当然会造成理解上的差异。再如人们常说的修昔底德记载的伯里克利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说，当霍布斯翻译时，他将伯里克利定义民主政治的那句译成“我们的政治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府在庶民（Multitude）手里，不是在几个人手里”。[41]但在企鹅丛书的华尔纳（RexWarner译本中，变成了“我们的政府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42]洛布古典丛书的史密斯（CharlesForsterSmith）译本此处被译成“我们的政府确实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管理权不在少数人而在多数人手里”。[43]比较而言，三个译本的主要差别在于政权到底是在庶民手中，还是在全体公民手中，抑或是在多数公民手中。三者含义区别明显，第一种显然带有贬损意味，第二种当然比较肯定，第三种则介乎两者之间，可褒可贬。核查原文，则用“多数人”表达希腊语的pleionas更为准确。霍布斯是个民主政治的批判者，他对普通人殊无好感，相应地讨厌雅典人，因此把修昔底德的书名译成比较中立的“希腊人战争的历史”（TheHistoryoftheGrecianWar），把民主政治译成“庶民的统治”，华尔纳和史密斯都是在20世纪完成自己的译文，他们都把修昔底德的著作译成《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ofthePeloponnesianWar），暗示他们接受了近代人将战争责任归于斯巴达的立场（伯罗奔尼撒人发动的战争，犹如希罗多德的《历史》在有些英文译本中成为ThePersianWar）。不过略有不同的是，史密斯的译本为洛布古典丛书之一种，该丛书比较强调忠实和直译。此外，他的译本完成于1919年，当时民主政治和多数人的统治已经逐渐变成褒义词，所以他并不介意将民主政治与多数人的统治联系起来。而华尔纳译本初版于1954年，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民主政治相当巩固，并且在社会文化中成为完全正面的术语，他本人可能对民主政治有更多的好感，干脆就将民主政治变成了全体公民的统治。遇到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缺乏古典语文的基础，就只能跟着译本（而且可能只是某一个译本）走，一旦译本错误，则前功尽弃。此外，更多的文献，如考古的、碑铭的、纸草的、陶片的、甚至部分文学的，都没有现代文字译本，只能直接利用原文。由于西方古典学的历史已经有数百年，传统文献几经爬梳，除非奇迹降临，否则很难再有新的重大发现，但考古、碑铭、纸草文献学等学科，却在不断提供着新的史料。19世纪末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的发现是一个显例，后来的米南德（Menander）喜剧的发现，则是另一个影响重大的例子。因此，古典语文的基础既是我们从事原创性研究的基础，也是新资料的主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