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鸣将历史学的功能分离成个人和群体两个层次：
    历史的“用”带有某种群体性质。对个人而言，历史或许是可有可无的，一个人丝毫不懂历史，照样可以过自己的日子；但对于一个群体、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历史则是不可或缺的，它是群体认同和文化赓续的起点……历史不是可以带来直接效益的实用性知识，它的功用具有长期性和价值性。历史归根到底是一种文化，研究历史的目的首先不是为了解决一种实际问题，而是为了文化建设。一个社会如果不重视这个道理，贬低甚至排斥史学，最终只能导致文化的堕落。[30]尽管在特定情况下，历史研究确实“可以解决一种实际问题”，但这样的解读，显然能够把历史学从斤斤于实际应用的泥潭中解救出来。古代史研究既然是历史学的一部分，自然也具有了价值。但正如李剑鸣也意识到的，许多人仍会从个人角度看问题。对于那些研究古代史的学者，特别是对于那些普通读者和公众来说，希腊罗马的古代史到底有什么用，仍然需要更具体的讨论。《古代史指南》试图从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是全书开头的“个人视角”，由五位来自不同国家、研究古代史不同领域的学者从个人经历思考古代史的功能，然后是书末的侧重于集体意识的“反响”，借用莫尔利的话来说，是“神话”。[31]个人视角中，五位作者分别来自美国、英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其中麦克林（NeilMcLynn）曾任教于日本，可以视为亚洲的代表。主编的意图，显然是希望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学者“现身说法”，以彰显古代史与其研究者个人之间的关系。五位作者中，奥伯（JosiahOber）为美国学者，以研究雅典民主政治知名，并由此涉入政治学，讨论过当代民主以及雅典遗产的价值问题。他比较重视古代史综合研究中不同学科的交叉对其研究和认识政治，包括古代和现代政治的作用。他批评当今的政治学过于狭隘，“将权力与合法性、合法性与正义割裂开来；忽视了阶级差别，将政治想象为超级精英的游戏；有些专注于论辩、批评或信仰，有些专注于制度、决策过程与人格；有些专注于偶然性、环境因素或技术变迁；有些专注于社会结构及其功能；还有些专注于变化与稳定问题。古代史则给那些政治学研究者提供了特殊的好处，可以避免因狭隘和非历史主义造成的错误，因为它既广泛，又有限，就时空范围论，它是巨大的；但就可以牢固确立的相关事实来说，与现代比较，又是狭小的……古代史让我可以梦想一种‘统一的政治场域理论’，在那里，可以对权力、合法性和正义做总体的考察。”（第3页）彼得·德鲁（PeterDerow）生前供职于牛津大学，以研究希腊化时代历史见长，他引用波里比阿《通史》开头关于罗马征服世界的话来论证研究古代史对于当今的意义，指出“古代史研究能够（而且应当）对我们理解周围的世界、提升我们对身居其中的事件的认识，做出贡献”（第3-4页），虽然“历史不会重复，但人终归是人，对古代史的研究，涉及一个微观的年代框架中的人对政治和其他环境（在地方和全球的层次上）的反应。这是一种非常深刻的人文研究，考虑到它使用的资料的性质和范围，以及它需要的智力投入和活动，那也是乐趣”。（第5页）其他三位学者对古代史的功能，也都有程度不同的阐述。澳大利亚的古代史似乎颇受学生欢迎。据新南威尔士州统计，中学的最后一年中，有三分之一的学生选择历史，多数又选择古代史。在大学历史系中，选择古代史的学生似乎也超过近现代史。作者认为，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并非澳大利亚与欧洲文化之间的亲缘关系，而是因为“古代史让我们接触与过去的严肃争论，以及后代不断重新阐释古代（不仅仅是古典古代）的不同方式。在我们研究古代史的过程中，我们遇到许多不同的历史，文艺复兴的、启蒙运动的、美国和法国革命的、拿破仑以及他对埃及和罗马帝国主义模式的运用，还有费边社和斯巴达克派的制度，以及西方（与某些非西方）的民主发展”。（第9页）正是这种与过去之间不断的对话，激发了人们对古代史的兴趣。莫尔利的论断，在澳大利亚似乎得到了回应。日本的古代史似乎不那么乐观，毕竟日本的文化不同于欧洲和英语世界，学生大多选择历史作为跳板，而非将其作为专业。但根据麦克林在日本16年的任教经历，他能明显感受到日本学者与西方学者对古代史迥然不同的态度。（第8页）
    如果说开篇为古史学家个人就古代史研究的影响所做的证词，那么末尾关于古代史在近现代作用的论述，更多地涉及国家和社会层面，出场的主要是非专业学者，包括政治家、导演和普通人。麦克科特里克（RosamondMcKitterick）主要从文化遗产角度讨论古代的意义，勒维林-琼斯（LloydLlewellyn-Jones）的兴趣在于好莱坞的古代史大片。但我们最感兴趣的是由埃尔斯金执笔的“古代史与民族认同”一章。它表明对于近现代的欧美世界政治来说，古代不仅仅是个灵感来源问题。德国皇帝威廉一世自比曾消灭瓦鲁斯（Varus）的阿米尼乌斯（Aminius），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钟情于恺撒，并写出了两卷本的《恺撒传》，同时尊崇领导高卢起义的维尔琴托里克斯（Vercingetorix），强调法国的高卢-凯尔特特征。这种看似矛盾的做法，正足以揭示拿破仑三世个人的需要与法国近代民族认同间存在的冲突；1911-1912年，当意大利介入北非冲突时，西庇阿进攻迦太基的史实被搬了出来（第557-558页）。最让人感兴趣的可能是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独立后与希腊之间的一场争论。20世纪70年代在希腊境内维尔吉纳发现的、据称属于马其顿王室的黄金盒子，其盒盖上有类似太阳或星星的装饰。新生的马其顿共和国民族成分众多，宗教信仰也颇为不同。1994年的人口统计使用的马其顿、土耳其、阿尔巴尼亚等六种语言，足以表明该国民族和宗教的复杂。因此它亟需树立自己作为一个国家的民族认同，其中之一是国旗采用了维尔吉纳的古代马其顿王室徽章标志。但马其顿此举遭到希腊的强烈抵制，并迫使马其顿放弃该做法。因为希腊人担心，马其顿此举有可能引起希腊境内的民族问题，剥夺希腊作为马其顿继承者的权利。为进一步显示自己作为古代马其顿继承者的地位，1992年，希腊将北希腊的卡瓦拉机场改名为亚历山大大帝机场（第561-5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