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古典语文绝非万能。《古代史指南》已经表明，当代的古史研究，早已成为一种深厚的学术传统，社会科学新理论和方法的引入，让古史研究的资料和方法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就古代希腊罗马史研究而言，阅读古典文献固然是必需的第一步，但如果仅以阅读古典文献为满足，似乎自己的所有结论都只是从直接阅读古典文献而来，不免有闭门造车之嫌。毕竟古代史学科起源于文艺复兴时代，17-18世纪得到初步发展，到19世纪专业史学奠基，经过20世纪的繁荣走到今天，西方学者已经积累了深厚的学术基础。继承前人已有成果，是古代史研究取得突破的前提和基础。如刘家和先生所指出的，在世界古代史研究中，尤其要处理好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我们作历史研究，本就是对传统的一种研究。所以，我们必须充分了解并分析前人的研究成果，看到人家的成就，承认它（而不是掠其美）以作为自己的起点，又看到人家留下的真正问题及其历史局限性，否定它，扬弃它来进行我们的创新。这样的创新才是真的，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和价值。”[44]可是，对古代史研究而言，它最初发端于意大利，后在法国、德国和英语世界成熟、发展，前苏联和东欧在古代史的某些重要领域，例如黑海地区希腊人的殖民、古典文明与周边世界的关系、古典世界的奴隶制等，也取得过辉煌成就。因此，古代史上众多问题的研究成果往往用多种现代文字写成。以古代经济史研究为例，从博克的《雅典国家经济》诞生以来，19世纪到20世纪的西方学者进行过多场论战，从19世纪末的迈耶、贝洛赫和布彻尔（KarlBlaecher），经韦伯（MaxWeber）、罗斯托夫采夫（M.I.Rostovtzeff）和哈斯布鲁克（JohannesHasebroek），再到芬利（M.I.Finley），乃至最近的戴维斯（J.K.Davies）、奥斯邦（RobinOsborne）等，历时百余年。[45]有关罗马共和国的政治体制和生活。从18世纪法国学者罗林，英国学者弗格逊等，经19世纪的麦里瓦尔（JohnMerivalle）、蒙森，到20世纪的格尔泽尔（MalthiasGelzer）、莫泽尔（F.Muenzer）、塞姆（RonaldSyme）、斯卡拉德（H.H.Scullard）、尼科莱（C.Nicolet）、布隆特（P.A.Brunt）和米拉（FergusMillar），再到新世纪的莫斯坦因-马科斯（RobertMorstein-Marx）和莫瑞特森（H.Moritsen）等，观点、模式、史料和方法都曾经发生过多次变化。[46]如果我们不能了解这些有益的成果，又如何继承？没有继承，又从哪里寻求创新？可是，要真正有所继承与创新，我们必须至少掌握两种以上的现代外语。缺少了这个前提，所谓的创新，很可能成为刘家和先生所说的“足以摧毁科学生命的”“形似而实非的‘创新’”，其结果，恰足以破坏真正的学术研究。[47]
    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对于历史学进展的作用似乎不用多说。作为一门人文科学，历史确实是一门叙事的艺术，从古代的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到李维和塔西陀，都以叙事见长，于叙述中寓褒贬。但现代历史学的基本特征，则是日渐借鉴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琼斯在论述雅典民主时仍采用传统的叙事，但80年代以来的雅典民主政治和罗马共和国政治研究，显然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叙事，芬利对古代与近现代民主关系的讨论，奥伯有关精英与大众关系的分析，圣克莱尔（R.K.Sinclair）关于雅典民主制度下的大众参与研究，莫斯坦因-马科斯对公共交往理论的应用，莫瑞特森对共和国后期罗马城政治地理的考察，都不同程度地借鉴了现代政治学、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百年来有关古代经济的讨论，更与经济学理论及其方法密不可分。《古代史指南》对古代普通人从生到死的论述，如果缺少了人类学、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则会成为无源之水。《恺撒指南》中有关恺撒形象的传播，显然是利用了传播学与接受学的理论和方法。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十分时髦的种族与民族认同研究，以及希腊人与蛮族人、罗马人与蛮族人的关系，本身就是政治学、民族学和社会心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的产物。在被引入古史研究后，开拓了一个全新的领域。[48]至于荷马研究与文学、考古、人类学的联系，在帕里（JohnParry）、洛德（A.B.Lord）、芬利、纳吉（GregoryNagy）等众多荷马研究的成果中，早已得到生动体现。[49]希腊史研究中对阿卡狄亚等地区新近的关注，固然与资料的积累有关，但如果缺少了人类学理论和方法，也将无从解释。[50]基于此，我们或许可认为，对资料的新解读，新课题的发现，新视角的采用。新领域的开拓，总之，当代古史学中的任何创新，或多或少都与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采用有联系。社会科学确实在侵蚀着古代史研究，但与此同时，古代史研究也借助于社会科学，获得了新的生命和形态。
    注释：
    [1]关于《论李维》的写作背景与年代，参见马基雅维利：《论李维》，冯克利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哈维·曼斯菲尔德：《导论》”，第31-33页。
    [2]马基雅维利：《论李维》，第43-44页。
    [3]马基雅维利：《论李维》，第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