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据钱氏坫说，引汉瓦当文亟字而区别从“{K10511.jpg}”从“艸”两苟字之有别，苟（亟）不是狗字的初文，而是与敬、急有相同意义的“苟”字，音亦相同。“苟”（亟）己力切，见纽字，“革”亦见纽字，所以两字可以相通，“狗”亦见纽字，因之“苟”“敬”舌音也可以相通，这是两个字后来混在一起的原因。“狗”字之读作“古厚切”是取“苟”之声而“犭”是其形。古“羌”字溪纽字和见纽字通，而且“苟”“亟”“棘”古音皆在职部，和“沃”字皆属入声K尾音，顾炎武氏也本来是放在一部的。因为是同部字，所以“{K10505.jpg}甲”可以转为“沃甲”。因此可以说，就“{K10505.jpg}”之字形言，应如郭沫若同志说释为“{K10506.jpg}”， 此字古与“狗”同纽，所以孳乳为“狗”，而就字义说本与“亟”“敬”相同，此或由羌人惯于牧羊，有警觉性而得义，因之“{K10506.jpg}甲”之转为“沃甲”是有原因的。
    我们用了许多文字来辨别王国维先生的一字之非，不是在苛责前人，是在说明治古史之不易，因而说明王氏许多光辉成就之获得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关于西周初年历史，王国维先生也作过探索。西周初年，文王、武王及周公的时代，文献材料少，铜器也不多，所以有许多史实自来不很清楚。《尚书·周诰》虽然有长篇累牍的记载，但诘屈聱牙实在难读。在这许多篇中，《大诰》、《洛诰》更比较重要，它们一个是周公东征开始时的文诰，一个是东征结束治洛时的文诰。东征是关系到西周生死存亡的大事，如果把这一段的事实搞清，有关西周开国时的关键问题也就清楚了。王国维先生当然知道这种道理，所以他曾经三次讨论《洛诰》，他虽然没有完全弄清《洛诰》中的问题，但他并没有走入歧途。其中最容易迷途的问题是关于“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中“公明保”的解释问题。“明保”是当时最为关键的人物，当时许多大事都是由他承担起来，因此对于他必须有一个明白的交待，否则关于周初已经不很清楚的历史会更加胡涂起来。王国维先生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明保”是谁，但他对于这一段文字解释时指出：
    前周公言，予其明农，有致仕之意，故成王极道周公之功以留之。予小子其退以下，则又成王将归宗周，命公留守新邑之辞也。后者，王先归宗周，周公留雒，则为后矣。宗礼，谓记功宗作元祀之礼。时虽行宗礼，四方尚有未服者，故命公留新邑以镇之也。……四方迪乱，是公功未终，明公未可去也。⑨
    以上他解释说，“公功未终，明公未可去也”之“明公”当指周公言，这本来是正确的解释，如果解作别人或者是伯禽，则周初许多重要史实将陷于予盾之中而无法解释。
    王国维先生虽然指出“公明保”是周公，但他并没有详细解释，因而是没有说服力的，以致后来于此还是解释纷纭，莫衷一是。我想，应当肯定这种解释并且找出根据来。关于《洛诰》中的：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的解释，自《伪孔传》以来不得其解。《伪孔传》解作“成王顺周公之意，请留之自辅，言公当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之”。此后唐宋经解以至清人疏证大体沿此途径，以“明保”作动词，而牵强附会，解释不清。他们之所以作如是解：一来是把“明保”解为人名，在史料上没有根据，找不出一个叫“明保”的人来。二来是解作人名和下文的“予冲子”又联接不起来，两个名词在一起，下面又没有承接起来的动词，于是只好把“明保”当动词用。后来又引用《多方》的辞句作证，好象问题已经解决了。但事实不然。铜器中数见“明保”都是人名，郭沫若同志因之以驳斥罗振玉道：
    以“子明保”为动词，中国自来无是语法。罗释据《多方》一语乃由前人误读，不足为证⑩。
    这是很正确的意见，以此“明保”之应是人名，是可以肯定的。但这位“明保”究竟是谁呢？颇有商讨的馀地。沫若同志以为就是“鲁公伯禽”，并且说，“明保之当为人名，且为周公之子，由《令彝》文已明白；再由《明保殷成周年》一器更得一有力之旁证”（11）。依常解，《令彝》原文，“周公子明保”，可以解作“周公的儿子明保”。但这也有困难，所以沫若同志又说：“然不幸鲁公伯禽别号明公名保之说为历来所未前闻”。而与此有关的《洛诰》记载，其中记载仍以解作周公为适合，因此沫若同志以为《洛诰》文有错简，他说：
    其自“周公曰，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以下，直至“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夙夜毖祀”一节，闲插在王与周公对话文之间，与上下文义了不相属。……余谓此等辞句均周公教导伯禽之语也。……更有进者，周书中有佚篇名《旅獒》，余以为当即《鲁诰》之{K10518.jpg}变。（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