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如果解明保为伯禽，无法解释“尹三事四方”的人。谭戒甫先生曾经指出“成王命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士僚，可谓是总揽内外诸政，其权极大，其位崇高”。这是很重要的意见，这种地位在当时也只有周公相当，他是“相王室以尹天下”的人，不会有周公、伯禽同时两尹天下的事。《令彝》说：
    佳八月，辰在甲申，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K10521.jpg}寮。丁亥，令矢告{K10522.jpg}周公宫，公令{K10523.jpg}同卿{K10521.jpg}寮。佳十月，月吉，癸未，明公朝至{K10522.jpg}成周{K10523.jpg}令。舍三事令，众卿{K10521.jpg}寮，
    众者尹，众里君，众百工，众诸侯侯田男，舍四方令。既咸令。……
    这是说周公尹三事四方后，对于“三事”“四方”下的两道命令。只有“相王室以尹天下”的人，才能“尹三事四方”。“三事”是对朝廷臣工说，“四方”是对“众诸侯”说。我并且以为“三事令”就是今传《尚书》中的“立政”。《立政》云：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见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长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呜呼！孺子王矣，继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乱，相我受民，和我庶狱庶慎，时则勿有间之。……呜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继自今，文子文孙，其勿误于庶狱庶慎，惟正是乂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则克宅之，克由绎之，兹乃俾义。国则罔有立政，用{K10524.jpg}人，不训于德，是罔显在厥世。继自今，立政其勿以{K10524.jpg}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国家。……以上“三事”或曰“三事大夫”，《诗》中多有之，如《小雅·雨无正》有“三事大夫”，即立事、牧夫、準人，或者是：任人、準夫、牧。这是周公返政后，成王当政，周公“戒成王以任用贤才之道，而其旨意，则又上戒成王专择百官有司之长”（19）。用现代语言说，这是周公返政，告诫成王治国的纲领，这是大事，所以周公说，“呜呼，孺子王矣！”又说“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周公放下这个担子，成王接受这个担子，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成王如果不能立政，则不能完成文王、武王、周公已经完成的统一大业，而且这是世界史上首先成立的封建王朝！这明明是周公旦，也就是“周公子明保”发布的命令，也就是“令彝”中的“明公朝至于成周出令，舍三事令”的原文。这命令的发布者决不是伯禽！他没有这么高的地位说：“孺子王矣！”
    “四方令”就是《尚书》中的“多方”，《多方》说：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尔四国多方，惟尔殷侯尹民。
    所以它的全称应当是“四国多方令”，简称“四方令”，《诗豳风·破斧》有“周公东征，四国是皇”，《毛传》以为“四国，管蔡商奄也”。后来蔡沈《集传》说“成王即政，奄与淮夷又叛，成王灭奄归作此篇”。又引苏氏曰，“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八篇虽所诰不一，然大略以殷人心不服周而作也”。其实是周公东征返政后，告诫东方各国的殷人（主要是殷人）“臣我宗多逊”，这样还可以“宅尔宅，畋尔田”；否则要“致天之罚。”东征践奄的是周公，颁布三事四方令的也是周公。他虽然返政，仍是“相王室以尹天下”的人。如果把他说成伯禽，是伯禽相王室以尹天下，伯禽出三事令、出四国多方令，无论在历史上无徵，而且何以处周公？伯禽并没有承袭他父亲的职位，并没有父子同时并尹天下，也没有先后两尹天下。
    我们同意王国维的解释，他解释《洛诰》中的“明公”为周公，但他没有说出这种主张的理由和根据，我们只好替他补足起来。
    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也是经常有人称道的好文章。典章制度与征伐战斗或年代世系不同，这往往牵涉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问题，仅凭考证方法没法从根本上弄清这些问题。我们比较郭沫若同志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殷周制度论》就可以看出他们在方法上的根本区别。也正如郭老在本书《自序》中指出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的新学界上也支配了几年，但那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儿边际？社会的来源既未认清，思想的发生自无从说起”。王与胡当然还有所不同，但他们同是对社会的来源弄不清楚。比如王氏在文章一开头提出虞、夏、商、周文化系统时说：
    自五帝以来，都邑之自东方而移于西方，盖自周始，故以族类言之，则虞夏皆颛顼后，殷周皆帝喾后，宜殷周为亲。以地理言之，则虞夏商皆居东土，周独起于西方，故夏商二代文化略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