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以族类言，虞夏皆颛顼后，殷周皆帝喾后，宜殷周为亲；以地理言之，虞夏商皆居东土，周独起于西，因之以为夏商文化略同。这种说法也是“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没有摸到边际。其实这虞夏商周四代，以族类言之，正好虞商在族类上是一个系统，而夏周是一个系统。有虞氏是中国阶级社会的开始，属于夷族而地处东夷，它和殷商属于一个大的系统，《鲁语》云，“殷人禘舜”，也说明这个问题。而夏周正好是一个系统，他们都是黄帝后，而以天鼋为图腾。郭沫若同志在《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中曾经指出天鼋即轩辕，《周语》下，“我姬氏出自天鼋”犹言出自黄帝（20）。是非常正确的解释。我们可以为之补充，黄帝的故事和后来鲧的传说有关，《左传》昭公七年有“鲧殛羽山，其神化为黄熊入于羽渊”的记载，而黄帝号有熊氏，有熊和鲧、禹的称呼都是和龙蛇图腾有关。所以以族类言之，王氏之说正好相反。但王氏谓夏原处东方，仍是卓见，后来夏逐渐西徙，遗族为周。
    但《殷周制度论》仍然具有值得重视的论断，比如他说：
    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
    这些议论有值得重视的地方，也有值得商量的地方。我们说值得重视，是他指出这些是“周公制作之本意”。也就是说，周公制礼，即制定出封建王朝的典章制度，这种制度比殷商奴隶社会的制度进步。就此而论，孔子之祖述周公也不能说是倒退。但谓殷商完全没有宗法制度也值得商量，童书业教授在《论宗法制度与封建制的关系》中（21）指出“商代显然是有宗法制度的。……商代没有宗法制度，就等于说商代还在母权制氏族时代，同时在婚姻制度上，还是对偶婚时代，还不曾形成一夫多妻制，这岂非笑话。”童先生有详细议论，我们只是引用他的结论。
    总之我们是肯定王国维先生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上的成就的。虽然他还有局限性，但在当时，他在中国传统的考据学方法上加上近代的治学方法，他用考古学上的材料来证实文献上的记载，使久已沉埋的史料又活跃起来，和他同时的康有为、章太炎相比，在治史的方法上他跃进了一个时代。和“古史辨”派相比，是一破一立，这为后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古史的学者们扫清了道路。所以郭沫若同志在肯定王国维先生成绩的同时，对于顾颉刚先生的古史学说，也加以肯定道：
    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个卓识（22）。
    虽然对于顾先生的学说内容还须要许多分析及补充，但总的来说我同意郭老对于王、顾两大家的评价。
    1969年原稿，1979年改稿。
    注释：
    ①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
    ②④见《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③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三篇
    ⑤见《双剑誃殷契骈枝·释羌甲》
    ⑥见该书第41-42页
    ⑦见《试论商代兄终弟及的继承法与殷商前期的社会性质》
    ⑧见《学诂斋文集》卷上
    ⑨见《观堂集林·洛诰解》
    ⑩（11）见《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令彝令簋与其它诸器物之综合研究》
    （12）见《令彝令簋与其它诸器物之综合研究》
    （13）（18）见《周初矢器铭文综合研究》
    （14）见《尚书表注》下引
    （15）《冠礼新探》
    （16）见《左传》襄公28年
    （17）《诗大明》
    （19）见《书经集传》
    （20）《献侯鼎考释》
    （21）《历史研究》1957年8期
    （22）《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附录《追论及补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