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谭戒甫先生也同意这种说法，以为“保”字古与“俘”字音义相通，伯禽名保即名俘，正好是名字相通。（13）这些议论有一定的理由。《洛诰》一篇是比较凌乱难懂的古文献，其中可能有错简，宋代朱熹也说过其中有些话不知何所指。（14）因此，宋元诸儒以至清人对之也用力最勤，经过他们的辛勤努力，这篇文献的大义还是可以通晓的。根据金文、《尚书》中的记载和西周的历史事实，我以为“明保”即周公本人，王国维以“明公”指周公是正确无误的。今作具体分析如下：
    （一）《洛诰》虽不易通读，经过疏证还是上下文义相属。开头是周公相洛卜洛及与成王互相勖勉的话。有人曾以为《康诰》开始“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乃洪大诰汉”等四十八字是《洛诰》一篇开始的脱简，也有道理。下面是周公请成王举行殷礼，改元宅洛而表示了自己退休的志愿。后来成王亟道周公的功勋，请他居洛而自己回到宗周，也正如上面所引王国维的解释，“前周公言予其明农有致仕之意，故成王依极道周公之功以留之。予小子其退以下，则又成王将归宗周，命公留守新邑之辞也”。如果依沫若同志的意见，把其中大段成王与周公的对话说成是周公教导伯禽的《鲁诰》，并没有解释“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一句的含义，既不是周公诰伯禽，也无法解作成王诰伯禽。为什么在周公诰伯禽的时候，加上成王的诰诫？而且语气称谓不相类。成王对伯禽不会称呼他“予冲子”，“予冲子”应当是自称而不是他称。况且伯禽居鲁没有居洛尹三事四方。《左传》定公四年明白地说，“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这是《洛诰》和《令彝》很好的注解，“尹天下”的是周公，而伯禽不过是“职事于鲁”。我们以为插入《鲁诰》的说法只是一种“猜想”，而且是永远不能证实的“猜想”。
    （二）把“明保”解作周公最困难的地方当然是《令彝》原文，“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一句话的含义。既然明指“周公子明保”，为什么说是周公本人？其实这是古今称谓有所不同，这不是周公的儿子明保，是周的公子明保。如果明保是伯禽，他和周公的父子关系，天下共知，无再指出必要，在铭文中也无此先例。这不是两个人，“周公子明保”即指周公。“周公”是尊称，“子明保”也是对周公的尊称，前后一人。“周”是氏，“明保”是字。“明保”而称为“子明保”，杨宽教授曾经说，“西周贵族男子取‘字’，个别也有不用‘师某父’方式，而称‘子某’的，如唐叔虞字子于”（15）。而郑游吉字“子大叔”（16）。那么“子明保”也並不是突出的现象。而且周公名“旦”字“子明”正好名字相应，《说文》，“旦，明也”，是现成的证据。至于“子明保”，是和周公曾为太保有关。周初武王及成王初年，周公为太保，太公望为太师，所以称之为“师尚父”（17）。召公可能是继周公之后为太保的，这一点孙星衍早已看出来了，他在《书序》《太保作旅獒》下疏证道：
    “太保”《伪传》以为召公，非也。《周书》《史记》并称武王克殷有召公奭，不言太保。自成王幼在襁褓中，召公为太保，始见贾谊《新书》，作伪者以此太保为召公，疏谬甚矣。
    这是有道理的话，不能因为成王时召公为太保，便把一切周初的太保都说成召公。其初应是周公。如果说《旅獒》是《鲁诰》而有证据的话，这“太保作旅獒”的太保正好是周公，因为召公不能“作鲁诰”。“子明保”同于“师尚父”，一是周公，一是太公。
    就其它铜器记载言，以“明保”为伯禽也有困难，比如《王令明公尊》有：
    唯王令明公
    遣三族伐东
    或（国）在猕邑，鲁侯又（有）
    {K10519.jpg}（猷）工（功），用作{K10520.jpg}（旅）彝。
    铭文上面说王令明公伐东国，这是指周公东征，下面说鲁侯有猷功，是说鲁侯也立了功；明公和鲁侯是两人，用现在的语言来说：
    成王命令明公派遣三族讨伐东方各国，鲁侯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作旅彝为纪念。如果说“明公”就是鲁侯，连赞成此说的谭戒甫先生也有疑问，他说：
    还可以反问：在一个器中，何以要两个名称歧出呢？也可能明公就是君陈。那时明公尹三事四方，鲁侯是不是也在明公所尹的范围之内呢？这样的提法似乎也不坏。（18）
    至于明公是否君陈可以不作考虑，因为这毫无证据。在一个器物中，一句话而有两个名字歧出，好象说，“王派遣明公东征，鲁侯立了大功”，一定指出明公鲁侯是一人，古今似少这种语法。可惜谭先生提出疑问，但没有解决。我们以为问题很简单，两个名字是指父子两人，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