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基本理论：与皇帝共天下
    上述情况，对宋代士大夫不能不产生深远的影响。分析起来，大约有三：一是在传统基础上，作为统治阶级必须维护利用皇权，从而保持社会政治稳定；二是在历史背景中，作为士大夫集团，必须更多地发挥主导作用和制定贯彻大计方针，从而校正皇权，企图避免独裁所带来的失误与危害，并维护自身的利益；三是在时代氛围中，作为社会成员和文化精英，他们往往敢于冒犯皇帝，从而体现出历史责任感和自尊。于是一个新的政治理论应运而生，其要害即与皇帝共天下。这就是宋代士大夫政治的特点。
    陈桥兵变之后，赵宋以史为鉴，对武人格外防范，奉行崇文抑武政策：“艺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注：《宋史》卷436《陈亮传》。）儒道的载体士大夫，因而进入一个犹如春天的时代。“待士大夫有礼，莫如本朝。唐时风俗尚不美矣。”（注：《孔氏杂说》卷1。）以儒立国及待士大夫有礼，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1）重用士大夫。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注：《贵耳集》卷2。）宋太宗曾自鸣得意地说：“朕于士大夫无所负矣！”（注：《长编》卷24，太平兴国八年六月戊申。）相应的是抑制武人。无前代出将入相之说，相可以出将，但将不可入相。如南宋理宗淳祐时，曾任命武将出身的赵葵为相，他四次上表力辞，“言者以宰相须用读书人”，寻罢相。（注：《宋史》卷417《赵葵传》。）士大夫集团从朝廷利益和自身利益出发而排斥武人。（2）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传说“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注：《系年要录》卷4，建炎元年四月末。）。誓碑究竟有无暂且不论，但其基本精神却是贯彻实行的。
    宋代皇帝优礼士大夫，就是为了与其共同治理天下。“艺祖皇帝有言曰：‘设科取士，本欲得贤以共治天下。’”（注：《陈亮集》增订本附录，李幼武《陈亮言行录》。）赵宋统治者必须依靠知识分子为其治理国家，才能巩固统治。赵匡胤定下的这个调子，为以后的士大夫纷纷发挥，渐渐消磨去其本意，使之更适合自身利益，反而成了制约皇权的理论基础之一。士大夫对此的解释与发挥，分三种形式。
    第一，由“共治天下”变为“共天下”。如上所引，宋太祖原话本意是“共治天下”。宋神宗时，大臣文彦博也言“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注：《长编》卷221，熙宁四年三月戊子。）南宋陈渊又言：“夫士大夫，天子所与共理者也。”（注：《默堂集》卷16《答廖用中正言》。）后变为“共天下”。如魏了翁上书云：“臣闻人主所与共天下者，二三大臣也。”（注：《历代名臣奏议》卷117。）这一有意无意的更改，意味着士大夫不仅不满足于与皇帝共治天下，而且要共有天下。
    第二，由少数变为多数士大夫与皇帝“共天下”。魏了翁言共天下“二三大臣”，所指是皇帝身边的宰相，也即由君主专制变为少数权贵专政，但寻即有人提出新观念。宋理宗时监察御史洪天锡曾上书愤然而言：“上下穷空，远近怨疾，独贵戚臣阉享有富贵耳。举天下穷且怨，陛下能独与数十人者共天下乎？”（注：《宋史》卷424《洪天赐传》。）向皇帝提出警告：只依靠信用少数权贵是难保天下的，应共享富贵才能长享富贵。至宋度宗时，更有臣僚言：“政事由中书则治，不由中书则乱，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注：《宋史》卷405《刘黻传》。）天下不是皇帝一人的天下，因而天下之事不能由皇帝独裁，要与政府即士大夫共同商议裁决才能治理好。暗示着天下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有的天下。
    第三，共同享有治理天下的功名。乾道年间，宋孝宗一度独揽权纲，“事皆上决，执政惟奉旨而行，群下多恐惧顾望。”徐谊因而上书说：“若是则人主日圣，人臣日愚，陛下谁与共功名乎！”（注：《宋史》卷397《徐谊传》。）皇帝独裁，大臣沦为事务官，在宋代是不正常现象，因而士大夫要从皇帝手中夺回应有权力，治天下的功劳和名位应与士大夫分享。
    共天下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皇帝而言是与士大夫共天下，对士大夫而言是与皇帝共天下。士大夫不甘于作皇帝的附庸奴仆，增强了主人翁的角色意识和使命感，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强烈地体现了“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精神。对此，皇帝一般是认可的，对士大夫集团是尊重的，前引“不杀大臣及言事官”的特殊礼遇外，另有两例很能说明问题。程颢曾与宋神宗一起讨论人材问题。宋神宗当时感到人材不足，表示：“朕未之见也。”程颢当场指责道：“陛下奈何轻天下士？”宋神宗马上“耸然”连声道：“朕不敢！朕不敢！”（注：《河南程氏外书》卷7。）又如高宗曾明确说道：“朕学问安敢望士大夫！”（注：《系年要录》卷151，绍兴十四年三月癸酉。）有自知之明，不敢妄自尊大。
    共天下的具体表现，不是士大夫集团承担着朝廷各部门、地方各级政府的职权，而是大政方针的制定，不能由皇帝一人独断。宰相杜范认为：“凡废置予夺，（君主）一切以宰执熟议其可否，而后见之施行。如有未当，给、舍得以缴驳，台、谏得以论奏。是以天下为天下，不以一己为天下，虽万世不易可也。”（注：《清献集》卷13《相位五事奏答》。）在多数情况下的决策，体现了这一精神。“国朝以来，凡政事有大更革，必集百官议之，不然犹使各条具利害，所以尽人谋而通下情也。”（注：《却扫编》卷中。）形成了朝省集议制度。甚至进一步向下延伸，广泛征求吏人的意见：“太宗留意金谷，召三司吏李溥等二十七人对崇政殿，询以计司利害。”三司长官也不自做主张，有决策甚至召集百姓讨论。如陈恕为三司使时，“将立茶法，召茶商数十人，俾各条利害。”（注：《宋史》卷267《陈恕传》。）熙宁年间，“其议财也，则商估市井屠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注：《长编》卷225，熙宁四年七月丁酉。）如此充分征求意见，尽可能地完善出台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决策开明化或“民主化”。
    无论是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还是士大夫与皇帝共天下，都意味着天下不再是皇帝一人的，比君主独裁无疑是进步的，适应了历史发展，应予肯定。同时还应指出，这是皇帝与士大夫集团之间互相依赖、互相利用、共同统治、共享富贵的关系，利益一致，目的一致，都是为了更有效地统治人民。宋神宗与文彦博的一段对话很能说明问题。在讨论变法时，宋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答道：“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注：《长编》卷221，熙宁四年三月戊子。）士大夫与百姓是对立的，士大夫的利益是第一位的，皇帝应首先考虑士大夫的利益而不是百姓的利益。这就是共天下的阶级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