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强化对皇帝的教育
    人的言行、思想与受教育情况密切相关，对于大多数出自宫中、与社会很少直接接触的皇帝而言，尤其如此。储君即位之前，几乎都在受教育阶段，在位的皇帝也有经筵制度，定期不定期地时常接受士大夫的儒学教育。如何培养塑造皇帝，是士大夫的重要任务，成败与否决定着国家和士大夫的命运。加强对皇帝的教育，是士大夫限制皇权的又一种方法。
    一次，某经筵官为宋仁宗讲授《论语》，至“自行束修以上”时，忽然节外生枝道：“至于圣人诲人，尚得少物，况余人乎？”宋仁宗只得每人赏赐七匹绢为束修。（注：《湘山野录》卷中。）如此当面向皇帝索取报酬，使一些人深感羞耻。但换个角度看，经筵官此时改变了以臣对君的身份，而是以师自居，把皇帝当成了受教育的学生；再者，为皇帝授课，不只是义务，而且是应付报酬的劳动，从而维护着师道尊严。由此特例折射出对皇帝实施教育的权威性，迫使皇帝服从教育。另一例子也较典型。年幼的宋哲宗去听课时手折一柏枝玩耍，讲官程颢即时以师尊身份批评道：“方春万物生发之时，不可非时毁折”！宋哲宗闻听，“亟掷于地”。直到下课脸色仍未好转。（注：《道山清话》。）反映了对皇帝教育的具体性、及时性和一定程度上的强制性。
    对储君及皇帝的经筵教育，以儒家经典为主。如宋真宗为太子时，“讲《尚书》凡七遍，《论语》、《孝经》亦皆数四”（注：《长编》卷72，大中祥符二年九月丁丑。）。仅此就可知功课繁重。次之为史书，或正史，或杂史，或自编可为龟鉴的历史教材。正试授课之外，还有课外功课。如元祐时，经筵官即“遇非讲读日，进汉、唐故事二条”，所进故事皆“可为规戒，有补时事者”。（注：《宋史》卷340《苏颂传》。）教材除文字外，还有更宜于接受的图画。宋仁宗时，翰林待诏高克明等即绘有图画教材，“极为精妙，叙事于左”，使皇帝日夕展玩，“解释诱进”。（注：《挥麈后录》卷1。）
    此外，士大夫严格控制太子或年幼皇帝的学习方向和接触范围。如宋仁宗的迩英阁中曾置《太玄经》和蓍草，王拱辰即予制止：“愿垂意六经、正史，此非帝王所宜学。”次日即撤去。（注：《全宋文》卷1678，刘挚《王开府行状》。）绍兴末年，任命太子为临安尹。太子谕德陈骙谏曰：“储宫下亲细务，不得专于学，非所以毓德也”。太子一惊，立即辞职。（注：《宋史》卷393《陈骙传》。）士大夫竭力使太子或年幼皇帝与老成持重和敢言直谏的士大夫相处，以熏陶感染之。“大率一日之中，接贤士大夫之时多，亲寺人、宫女之时少，则气质变化，自然而成……或有小失，随事献规，岁月积久，必能养成圣德。”（注：《宋史》卷427《程颐传》。）故而，经筵官日益增多，由宋初的一二人，增为宋仁宗时的20余人。（注：《欧阳文忠公集·表奏书启四六集》卷2《辞侍读学士札子》。）
    士大夫按自己的意愿培养皇帝，对所讲内容，常常采取实用主义态度，任意发挥。如为宋仁宗讲《周易·节卦》时，有“慎言语，节饮食”之句，讲官做如此解释：“在君子言之，则出口之言皆慎，入口之食皆节；在王者言之，则命令为言语，燕乐为饮食，君天下者当慎命令，节燕乐”。宋仁宗听后“大喜”！（注：《湘山野录》卷中。）中书舍人彭龟年则是这样向宋宁宗概括帝王之学的：“人君之学与书生异，惟能虚心受谏，迁善改过，乃圣学中第一事，岂在多哉！”（注：《宋史》卷393《彭龟年传》。）归结起来，就是要把皇帝教育成少发命令，少燕乐，从谏如流，改过从善，清心寡欲的无为之君。在他们的造就下，许多皇帝养成了读书的爱好。如王岩叟曾问宋哲宗：“陛下宫中何以消日？”答道：“并无所好，惟是观书”。王岩叟趁机说道：“大抵圣学要在专勤，屏去他事则可以谓之专，久而不倦则可以谓之勤，如此，天下幸甚！”（注：《长编》卷470，元祐七年三月甲申。）意在使皇帝专心读书，少管他事。如此，则天下--士大夫便幸甚了。
    宋仁宗即是士大夫培养出的一个典型。他6岁受教于资善堂，9岁立为皇太子，13岁即位，在位时间最长，凡42年；故而听讲读最勤，受教育最多。最终，“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注：《北窗炙？{录》卷上。）史称宋仁宗“恭俭仁恕，出于天性，”其实正是出于儒臣的教育培养；所施为“忠厚之政”，（注：《宋史》卷12《仁宗纪》4。）死后定谥被誉为“仁宗”。史官范祖禹总结宋仁宗的丰功盛德“所可见者”有五：“畏天、爱民、奉宗庙？、好学、听谏。仁宗行此五者于天下，所以为仁也。”并提出要宋哲宗效法，宋哲宗深表赞同。（注：《长编》卷471，元祐七年二月辛亥。）可见宋仁宗成为士大夫和皇帝心目中的理想之君。
    七、结语
    综上所述，在两宋300多年的历史中，士大夫政治取代了以往的士族门阀政治或军阀政治。士大夫以与皇帝共天下为己任，运用种种直接、间接、临时、长久的手段与战略，在精神上、思想上、言行上企图控制皇帝、制约皇权，并在许多方面、许多场合取得成功，主导着宋代政治运作。元人揭傒斯以“主柔臣强”为宋朝的特点，（注：《续宋宰辅年表》卷25。）即说明了宋代士大夫政治的强大和有效。至少可以说，宋代没有出现暴虐之君，古代文化“造极”于宋代，与士大夫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宋代士大夫政治中毫无疑问地贯彻着忠君思想，只是要建立与以往不大相同的君臣关系，要求皇帝尊重并更多的听从士大夫，使二者的关系更紧密融洽，由君主独裁变为君主与士大夫共同专政，从而适应时代，保持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共享富贵。在中国封建时代中，这是一个进步。程朱理学的产生，便是士大夫政治的思想结果。
    在我们的中国历史研究中，如一味强调君主权力至高无上，君主专制绝对地日益强化，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不妥当的。同样也不能解释儒家思想如何在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更不能解释在日益强化的君主专制下，宋代经济文化为何更加发达。如同历史进程的波浪式一样，君主专制的程度也有起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