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皇帝的激烈抨击与劝谏
    宋代士大夫在限制皇权的斗争中，始终做着顽强的努力，而宋代皇帝在被“批龙鳞”“犯天颜”之际虽时有震怒，多数情况下允许甚至鼓励直言。如宋太宗不仅多次鼓励臣下直言，并将左、右补阙改为左、右司谏，左、右拾遗改为左、右正言。立此“新名”，“使各修其职业”。从制度上增强谏官的监察机制。（注：《长编》卷24，太平兴国八年六月戊申。）何坦言：“大载我宋之祖，容受谠言，养成臣下刚劲之气也。朝廷一黜陟不当，一政令未便，则正论辐凑，各效其忠。虽雷霆之威不避也。”（注：《西畴老人常言·原治》。）宋仁宗曾从另一角度说过：“近世士大夫，方未达时，好指陈时事，及被进用则不然。是资言以进耳。”（注：《宋史》卷330《郭申锡传》。）叶适也说：“前世之臣，以谏诤忤旨而死者皆是也；祖宗不惟不怒，又迁之以至于公卿。”（注：《水心别集》卷2《国本》。）也就是说，敢于陈指时事，是升官的一个途径。表明皇帝鼓励直言。
    宋代士大夫在内心深处并未把皇帝当做神圣，而是当做人看待。韩琦曾对宋神宗说：“先帝，臣所立；陛下，先帝儿子。做得好，臣便面阔；做得不好，臣亦负惭愧。”（注：《长编》卷263，熙宁八年闰四月己酉。）俨然以恩相长辈自居，但无论皇帝还是大臣，并不以为跋扈。王安石在一封书信中说：“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苟不能行道，适足为父母之羞。”（注：《王文公文集》卷8《答钱公辅书》。）皇帝行为不端，照样遗羞于天下。从这点出发，皇帝会犯错误，犯错误应予批评，也就正常了。
    宋太祖曾迷惑于一女色，在群臣批评后决意摆脱，竟借该女熟睡之际亲手杀害。韩琦在审阅《三朝圣政录》时发现此事，大为不满：“此岂可为后世法！己溺之，乃恶其溺而杀之，彼何罪？使其复有嬖，将不胜其杀矣。”遂删去。（注：《韩忠献公遗事》。）毫不客气地指责宋太祖不能自律和滥杀无辜。又如漳州通判王迈，对宋理宗直斥宋宁宗：“天与宁考之怒久矣。曲蘖致疾，妖冶伐性，初秋逾旬，旷不视事，道路忧疑，此天与宁考之所以怒也。隐、刺覆绝，攸、熺尊宠，纲沦法尪，上行下效，京卒外兵，狂悖迭起，此天与宁考之所以怒也！”（注：《宋史》卷423《王迈传》。）借天怒表述了他对宋宁宗的不满。宋理宗时，枢密副都承旨王伯大，进对时说：“陛下亲政，五年于兹，盛德大业未能著见于天下，而招天下之谤议者，何其籍籍而未已也？议逸欲之害德，则天下将以陛下为商纣、周幽之主！”（注：《宋史》卷420《王伯大传》。）公然将宋理宗比做暴君昏君。
    许多批评落到实处，仍是责怪皇帝滥用权力。赵普曾对宋太祖言：“刑赏，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注：《宋史》卷256《赵普传》。）士大夫们再三指出，皇帝滥用权力即是乱政。富弼对宋神宗言：“内外事多陛下亲批，虽事事皆是，亦非为君之道。况事有不中，咎将谁执？必致请属交走，货贿公行，此致乱之道，何太平之敢望！”（注：《嵩山集》卷17《韩文忠公富公奏议集序》。）他要皇帝明白，即使你英明，每一件事都处理得当，也是不对的，况且并不能事事正确，必将遗患致乱。宋宁宗初，皇帝“今日出一纸去宰相，明日出一纸去谏臣”，士大夫感到不妥，既危及自身利益，又被剥夺了应有职责。监察御史吴猎便上书，“谓事不出中书，是谓乱政！……陛下毋谓天下为一人私有，而用舍之间，为是轻易快意之举！”（注：《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89《吴猎行状》。）宋仁宗曾直接行使司法权，近臣有罪，不交司法部门审讯判决。谏官王贽挺身而出，指责道：“情有轻重，理分故失，而一切出于圣断，前后差异，有伤政体，刑法之官安所用哉？请自今悉付有司正以法。”宋仁宗只好返回权力。（注：《宋史》卷200《刑法》2。）
    更多的情况下，士大夫们竭力向皇帝灌输纳谏的意识。他们反复提出“人主不可求胜于天下，不可废天下之公议”；（注：《历代名臣奏议》卷43，李朴奏。）“人主不可以自用”；（注：《宋史》卷433《杨万里传》。）“崇儒纳谏，人主之大利”（注：《历代名臣奏议》卷52，唐仲友奏。）。如知谏院傅尧俞上书宋英宗：“窃见士大夫以至吏民，皆以陛下为不纳忠谏。陛下以睿圣之资，而得此声于天下，岂不惜哉！”（注：《历代名臣奏议》卷35，傅尧俞奏。）如此千言万语，实质上就是一句话：皇帝应虚心接受士大夫的意见与批评，不可独裁和妄自尊大。
    面对士大夫的直言极谏，宋代皇帝并非置若罔闻，其言行不得不有所收敛。宋仁宗即言：“台谏之言，岂敢不行！”（注：《曲洧旧闻》卷1。）宋徽宗出示玉制酒具对大臣说：“欲用此，恐人以为太华……先帝作一小台才数尺，上封者甚众。朕甚畏其言！”（注：《宋史》卷472《蔡京传》。）宋光宗时，给事中谢深甫屡屡抵制皇帝的不当委任，致使每逢左右近臣私下请求恩命时，宋光宗便说：“恐谢给事有不可耳！”（注：《宋史》卷394《谢深甫传》。）由此可见，宋代士大夫的直言敢谏，造成了一个强大的舆论力量使皇帝感到畏惧，在很多情况下有效地制约着皇权。宋人屡有谏人主易、言大臣难的议论（注：《宋史全文》卷7；《续宋宰辅编年录》卷12。），表明了皇帝纳谏、士大夫敢谏的良好政治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