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的佛罗伦萨也提供了有关政权更迭与权力空间转变的绝佳例子。1530年，最后一个短命的佛罗伦萨共和国覆灭，阿莱桑德罗·德·美第奇成为佛罗伦萨的新主人。为了巩固其统治，1534年，他任命建筑师小安托尼奥·达·桑·加罗在佛罗伦萨西面法恩扎门附近，即地势较低的城防薄弱地带修筑了一个巨大的要塞，当时称为“施洗者圣约翰要塞”，又名“低堡”，这是相对于16世纪末在佛罗伦萨南山上修建的“瞭望台要塞”（又名“高堡”）而言的。“低堡”既有力地防御着外部来犯之敌，同时面向城区的中间位置又建有一个瞭望台和炮塔，严密监视佛罗伦萨城中的一举一动，威慑着城市居民。（85）
    阿莱桑德罗的继任者科西莫·德·美第奇公爵在佛罗伦萨确立了绝对主义体制。从1538年起，他委托画家和建筑师瓦萨里负责改造共和国时期的市政厅，即“长老会议宫”。次年科西莫便从美第奇宫迁至“长老会议宫”，美第奇家族的宫廷史家阿德里亚尼认为，科西莫的这一举动意在“表明他是一个绝对的君主和政府的裁决者……使他能更尊严地统治他的公民和臣属”。（86）从此，共和国时期的市政府大楼变成了科西莫公爵的私宅，即美第奇家族的“旧宫”。1560年，科西莫公爵委派瓦萨里设计并建造了新的办公场所，即乌菲齐宫（Uffizi），他把政府机构全部集中在这里，大大提高了官僚机构的效能。倒U字形的乌菲齐宫紧挨“旧宫”，一个高架走廊将两者连成一个整体，它们共同构成了美第奇家族的权力空间。（87）1565年，瓦萨里遵照科西莫公爵的指示，设计并建造了一条连通乌菲齐宫和皮蒂宫的走廊，后世称为“瓦萨里走廊”。（88）乌菲齐宫与“瓦萨里走廊”的底层是开敞式拱廊，但上层是封闭的，科西莫公爵及其家人可经由上层的封闭走廊安全、便捷地往来于“旧宫”与“新宫”之间，外人根本无从窥视其行踪。从功能和性质上说，美第奇家族的“瓦萨里走廊”与15世纪费拉拉埃斯特家族的“封闭走廊”如出一辙，都体现了领主偏好封闭和隐秘的行事风格。
    综上所述，城堡是领主意识形态及政治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领主制政权最生动和直接的表达。这一时期，对领主制的本质和内涵最形象的阐述出自一位建筑师。费拉雷特在其《论建筑》中用蜜蜂世界的秩序表达了他对领主制的理解：“出产这种液体（即蜂蜜）的动物具有勤劳、朴素和公正的品质，它们希望它们中能产生并拥有一个首领，它们遵从这个首领的所有命令，它们都努力各司其职，皆表示服从；当它们的首领老到不能再飞翔，出于公正和宽宏大度，它们都呵护它们的首领。城市里的居民亦理应如此，他们同样应该勤劳，应该恪尽本分，完成上面指派的任务，热爱并服从他们的领主。必要时，出于战争或其他需要，他们要将领主当作父亲一样帮助他。”（89）这段话清楚地表明，领主制政权强调的不是公民的参与，而是政治权力的独占和世袭，不是公民的平等协商，而是垂直式的臣民顺从。与这种政权相对应的领主的权力空间，即城堡或城堡--宫殿复合体不是对公众开放的公共空间，而是领主专享的私人空间。正如我们前面论述的，与共和国时期的市政厅及广场不同，领主的城堡是一个极为封闭的构造，而且往往也是一个军事要塞，其高耸的角楼或瞭望塔、环形护城河或壕沟以及军队、围墙或角楼上部署的大炮，这一切都体现着对城市居民的暴力威慑。
    当时的城市民众敌视和痛恨城堡，把它们视为对共和传统的挑战和对他们自由的威胁。布克哈特指出：“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领主的城堡是一座高耸和孤零零的建筑物，里面充满了地牢和窃听管，是一切残暴和悲惨痛苦的根源。”（90）1370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四世恢复卢卡城的自由，卢卡市民拆除了“奥古斯塔城堡”。编年史家记载了卢卡人的心声：“由于这座城堡，卢卡和卢卡人屈辱地生活了四十八年。”（91）拆除城堡的行动变成了所有卢卡人的一次集体狂欢。在16世纪佛罗伦萨人的心目中，阿莱桑德罗公爵修建的“低堡”也恰如18世纪巴黎人眼中的巴士底监狱一样是专制主义的象征。一些佛罗伦萨流亡者控诉“（他）用苦难人民的鲜血建造一座城堡，作为受压迫人民的监狱和屠宰场”，（92）认为“这与任何自由城市格格不入”。（93）佛罗伦萨历史学家贝纳尔多·塞尼认为“低堡”的建造表明美第奇家族决心“在佛罗伦萨人的脖子上套上一个前所未有的枷锁：军事城堡，由于它的存在，公民们丧失了再次生活在自由中的一切希望。”（94）
    总之，城堡是意大利城市领主的“禁城”（città proibita），是他们统治权的象征。城堡显示了统治者与民众在空间以及心理上的隔离，城堡以建筑的语言表达了领主专制主义的特性：封闭、神秘和暴力威慑。
    三、结语：权力空间的象征语言
    权力空间的转变是政府体制演变的一面镜子，政治权力与权力空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对于这一点，当时的人亦有深刻认识，15世纪建筑理论家阿尔贝蒂在其《建筑十论》中就对政治权力与权力空间的关系作了分析和阐述。他依据政权性质将城市区分为共和国的城市、君主的城市和暴君的城市，不同类型的城市拥有不同的权力空间。阿尔贝蒂以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城市为切入点，阐述了共和国权力空间的特点。（95）元老院是罗马共和国的灵魂，因此元老院所在地即为共和国最重要的权力空间，“他们（罗马人）把元老院宫安置在城市中心……在这类公共厅堂内，每项设施都务必确保公民群体能够心情舒畅地被迎接，在场时获得体面地对待，并能方便地遣散。尤其要确保不能缺少过道、光线、公共空间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设施。”（96）阿尔贝蒂还认为，应在城中心建立一个用于学习和自由交流的公共空间并对所有人开放，“应当修建公共厅堂和学校、睿智和饱学之士的聚会之地，并将这些场所安置一个所有人都能平等接近的地方”。（97）总之，在阿尔贝蒂看来，共和国权力空间的最大特色是其开放性和公共性，营造权力空间首先考虑的是公民的需要和利益。
    阿尔贝蒂对罗马共和国权力空间的分析，浸透着自城市公社时期以来流行的共和政治价值观。共和思想家强调，城市共和国应将公共利益奉为至高无上的原则。依照这种共和政治理念，共和政权是开放的，不应被独占世袭而应由城市公民通过自下而上的选举产生。公民有权参与政治，这是他们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可取的生活方式。正如阿尔贝蒂所说：“荣耀不应该在私人的享乐中，而应该在一个城市的公共空间中找寻。”（98）相对应的权力空间也应是一个开放的、“人人能够平等接近”的公共空间。“公社宫”、“公共宫”以及“正义宫”等诸多称谓都显示了城市共和国的市政厅所代表的共和政治文化的开放性、公共性和可接近性。
    阿尔贝蒂认为，君主或国王依靠正义和法律行使统治是合法的，他们不惧怕民众，因此他们的首要权力空间是位于城市中心的王宫，其次是作为紧急避难场所的城堡。暴君则不同，他们通过暴力夺权并凭借暴力统治，他们时刻忧虑人民的敌意和反叛，故而他们的权力空间首先是位于城市边缘的城堡，其次是用于娱乐的宫殿。王宫体现君主的贤明和美德，城堡则体现暴君统治的本质：“王宫应位于城市中心，应易于接近，应被优雅地装饰，看起来精致而非浮夸。但暴君的住所是一座城堡而非一座宫殿，它既不应在城里也不应在城外。一座王宫应毗邻一个展览场、一座神庙或贵族的府邸，而一个暴君的住所应在各个方向都与任何建筑隔绝。”（99）暴君的城堡应是“威慑性的、崎岖的和坚不可摧的”，（100）它的里面还配有各种暴力和专制工具：军队、监狱以及秘密铺设在墙壁里用来窃听臣民谈话的窃听管等。封闭性和难以接近是领主权力空间的最大特色，也是领主政治文化的本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