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毛泽东前期（20年代至1949年）的史学思想，归纳起来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对历史科学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了极其精僻的阐述。他在《实践论》中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⑩。这就把唯心史观产生的原因和唯物史观的科学性讲得十分透彻了。他还明确宣布：“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11）。毛泽东除了经常强调唯物史观中的基础与上层建筑、存在与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些基本原理外，他还特别强调人民群众与阶级斗争在历史上的作用，他写下这样的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2）；“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13）。
    第二，最系统、最全面地阐述了历史科学的功能。毛泽东归纳了许多方面，首先是对指导革命斗争的重要性，他说：“指导一个伟大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14）；其次，对克服民族虚无主义、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性，他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以充满爱国激情阐述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并且自豪地说：“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15）；再次，就是从历史中汲取经验与教训。毛泽东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十分重视总结党史和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并引以为成，对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王明等人的左倾机会主义他曾多次加以总结教训，即使是李自成农民起义的历史教训也多次提到。他在1944年给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他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16）。同年，他在《学习和时局》中，列举了我党历史上几次大的骄傲犯的错误和李自成的教训，“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7）。
    第三，深刻地阐述了历史科学的方法论。毛泽东特别强调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和反对僵化。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等文中，一再强调研究历史要实事求是，反对哗众取宠，他说：“我们的同志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个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18）。在调查研究方面，毛泽东勘称典范，湖南农民运动调查、农村调查他都是身体力行的，研究历史与理论工作一样，也应该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会脱离实际，他说：“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们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9）。本本主义和党八股一样，都是思想僵化和教条主义的表现，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大敌，所以毛泽东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活的灵魂，而不是教条，对于具体事物要作具体分析。历史研究是一项非常细致艰巨的工作。要大量占有材料，他在方法上作了具体指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20）。毛泽东也是运用辩证法研究历史的典范，他明确地倡导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这一分析历史的辩证法。
    第四，对中国历史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了他自己的见解。毛泽东从幼年时代起就勤奋好学，在革命斗争年代，他仍然离不开读书学习，史书是毛泽东最爱读的书之一。因此，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他对中国历史有十分精僻的见解，他认为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地陷在发展迟缓之中，主要原因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封建权力机关的控制，造成了农民的极端穷苦和落后；他对古代农民起义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封建社会里的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但是农民起义的局限性他也作了科学的分析，他们总是陷于失败，总是被地主和贵族利用当作改朝换代的工具；他还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他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分析更是入木三分，近代中国社会的特点和主要矛盾，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从洪秀全到孙中山这些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人物，他的阐述至今仍然是经典性的。
    毛泽东的史学理论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它指导和鼓舞了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创作新的历史著作，批判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各种封建的、买办的、资产阶级史学流派，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就是在斗争中创立和发展的。早在1929年，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就是一部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历史发展全过程的论著，科学地论证中国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吕振羽于1934年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1936年出版了《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1937年出版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著作；范文澜从40年代初着手编写《中国通史简编》，1942年在延安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全面系统地阐述中国古代历史的论著；以后，翦伯赞也出版了《中国史纲》第一卷和第二卷；侯外庐一直从事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也有多种著作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