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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5)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 史言 参加讨论

第二,历史科学的根本任务是全面地、深刻地揭示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具体地、生动地反映历史本来面貌及其特点,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及其第一、第二代领导人一贯重视总结历史经验,要求史学工作者运用历史来进行爱国主义和国情教育。
    新中国成立40多年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第一代领导人在许多著作和报告中运用历史来总结经验。毛泽东一生勤奋好学,建国后他又系统地阅读了《二十四史》,作了大量批注,对枚乘、姚崇、王安石、朱元璋作了相当深刻的研究,并且经常指示与现实问题结合起来。50年代,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民主改革、抗美援朝等政治运动时,史学工作者发表了许多有关论著,对全国人民提高思想觉悟曾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毛泽东等领导人尤其重视中国近代史,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被动挨打的历史教训也是常常要人们牢记的。
    我党第二代领导人同样十分重视历史科学的作用。邓小平除了经常总结党史上的经验教训外,也引用古代历史经验并从中吸取教训。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了讲清这个道理,1984年10月22日他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指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中国被侵略了。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的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味无知”(24)。从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总结出如此深刻的经验教训,没有广博的历史知识和高度的洞察力是完全不可能的。
    最近,江泽民总书记致信李铁映、何东昌,强调对青年学生要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教育。他指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曾备受列强欺凌,许多仁人志士和广大群众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抵御外侮,立志捍卫中华。“五四”运动后,中国共产党诞生,进行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终于建立了新中国,解放后又经历了几次反侵略战争,证明伟大的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中国人民从来就反对侵略,主持正义、不畏强暴,维护和平。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历史性选择。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要提高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防止崇洋媚外思想抬头”(25)。江泽民的这一指示再次说明了史学这门党性极强的科学在新时代应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可歌可泣的中国人民奋斗史、胜利史,也是一部中国人民的血泪史,屈辱史,遗忘、淡化或歪曲这部历史,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和崇洋媚外思想就会泛滥。新时代的史学工作者必须继承70多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优秀传统,象前辈史学家唤起民众那样,更深入地研究中国近现代史,让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懂得:历史经验证明,中国除了在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其他道路是绝对走不通的。新时代的史学工作者一定会出色地完成这一光荣任务的。
    第三,在正确的史观指导下,开拓了新领域,研究了新课题,完成了举世瞩目的新成果。
    史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毫无疑问,40多年来,中国史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仍然是政治史。但是,从50年代开始,中国史学家已经非常注意经济史的研究,关于明清之际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促使广大史学工作者从方志、碑刻、丛书、笔记中挖掘更多的资料,因而近代经济史和古代经济史的研究有了明显的提高。近10多年来,地区经济史(如长江三角洲、珠江流域、徽商、晋商等)、城市经济史、专门经济史(如丝织业史、交通史等)成绩尤其卓著。社会史的研究目前已深入至社团、社会思潮、秘密宗教等问题中去。政治史的研究已摆脱“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政治制度、政治体制的研究成为热门。民族史的研究取得令人鼓舞的成就。解放前,我国的民族史研究工作相当薄弱,当时有所谓包括中国民族史在内的“东方学”的中心在欧洲之说,我国不少民族史专家是从欧洲学成归来的。新中国成立后,对民族史的研究工作十分重视,50年代初即开展大规模的民族综合调查,不久又展开社会历史调查,抢救了大量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习俗等方面的资料和历史文献及档案,并开始了民族简史、简志的编写工工作。1979年国家民委重新规划,决定出版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其中包括《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现在已有许多简史正式出版。40多年来,我国民族史学者出版了许多有见地、填补空白的专著,其中包括《北狄与匈奴》、《突厥人和突厥汗国》、《氐与羌》、《敕勒与柔然》、《吐谷浑史》、《喀喇汗朝史稿》、《百越民族史》、《彝族史稿》、《藏族史要》……,以及《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国民族史》等等。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中国民族史学方面,尤其是蒙古学、藏学、突厥学等方面在世界同行中影响越来越大。
    毛泽东在40年代初提出的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完成史学著作的意见,解放后终于实现了。笔者曾亲耳听到著名史学家吴晗说过: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开会期间,毛泽东曾委托吴晗主持三项史学大工程--《二十四史》点校、《资治通鉴》点校、重绘杨守敬历史地图(即《中国历史地图集》),这三项大工程现在都完成了。“文革”后,国家又组织了几项大工程。如《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中国历史卷、世界历史卷、民族历史卷、考古卷等,以及《中国历史大辞典》、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中华民国史》等等都即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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