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中国史学走出了封闭状态，开展了与世界的交流。
    50年代初，我国向苏联、东欧开放，曾经引进、翻译了许多苏联史学家的著作，对中国史学的进步曾经起过良好作用。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与世界史学的接触极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的交流极其频繁。值得注意的有三点：一是大批留学生、访问学者来华学习、进修中国历史，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大量的新文献资材已经可资利用”，“在方法论上有了重大进展”（26）。大批中国留学生也出国进修外国历史和中国历史。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西方殖民主义者曾在中国盗走了大量文物、典籍，其中包括吐鲁番文书、敦煌文书和西夏碑刻典籍等，近几年中国学者已大量引进，对我国的研究工作者有一定帮助；而国外对中国问题研究堪称热门，仅美国研究中国的机构即达200余个，研究人员达3000余人（27）。我们需要知己知彼，就要走出去看看。二是国际史学学术交流广泛开展。国际上每年都举办有关中国的各种学术会议，如国际汉学家年会、蒙古学国际会议、藏学国际会议以及各种专史学术会议，近10多年来，我国学者都应邀参加；国内举办的各种国际性史学学术会议，外国学者也踊跃参加。这种学术交流，有利于沟通彼此，互相取长补短。三是国外史学理论的引进。国外的历史哲学和历史理论过去我们知之甚少，文革后大批国外史学著作翻译出版，有分析地进行了西方史学流派的理论，对这些理论的研究正在不断深化与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之际，当我们粗略地回顾中国历史科学发展的历程时，深深感到，没有“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没有李大钊、毛泽东等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的旧史学体系是不会崩溃的；没有党培养的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努力，中国的新史学就不会发展；没有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人提出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史学就不可能象今天这样走向世界，面向未来。新时代的史学工作者肩负的任务是艰巨的，我们还有许多未竟的事业，真是“任重而道远”啊！
    （本文在写作时曾参考了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肖黎主编的《中国历史学四十年》等，特此致谢）
    注释：
    ①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社版1987年版，第26-2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
    ③同①，第27页。
    ④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443页。
    ⑤《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60页。
    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60页。
    ⑦《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85-186页。
    ⑧《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295页。
    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2页。
    ⑩《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0页。
    （11）《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04页。
    （12）《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32页。
    （13）《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76页。
    （14）《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98页。
    （15）《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86页。
    （16）《毛泽东同志给文艺界人士的十五封信》，见1982年5月23日《人民日报》。
    （17）《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02页。
    （18）《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72-773页。
    （19）《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19-20页。
    （20）《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60页。
    （21）翦伯赞：《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光明日报》1961年12月22日。
    （22）刘广京：《世界观和农民起义：毛泽东以后的历史学回顾》，原载（美）《亚洲研究杂志》1981年2期，第40卷，译文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2年3期。
    （23）A·费伊尔威克，《共产党中国的历史学》，第5，123页。
    （24）《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7页。
    （25）见1991年6月1日《人民日报》。
    （26）H·卡恩、A·费伊尔威克：《学术中的意识形态：中国新史学》，载《共产党中国的历史学》，第6，10页。
    （27）见《党史纵横》199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