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如果说1919-1949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立和初步发展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代表了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方向，那末，新中国成立以后的40多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已经蓬勃发展，并且代表着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主流。
    1949-1991年的中国历史学的历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49-1966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革命的胜利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新老史学工作者以饱满的热情和诚挚的态度勤奋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决心把“颠倒了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建国初期，史学工作者在阐述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与压迫、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等方面发挥了史学研究为政治服务的作用；在批判胡适唯心史观等方面增强了对唯物史观的信念。50年代中期以后，在毛泽东提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导下，史学界开始触及一些重大专题进行理论探讨，并向深化方向发展。之后，毛泽东又提倡学历史应该结合现实，提倡搞村史、厂史、史学工作者下乡下厂，滚一身泥巴。值得注意的是，这十余年间，史学工作者开始着手一大批工程，推出了许多新成果，其中毛泽东建议的《资治通鉴》点校、《二十五史》点校，杨守敬历史地图的重绘等工作业已开始或完成。当然，在这一阶段中，由于“左”的干扰和阶级斗争为纲，使一些史学工作者犯了教条主义和简单化的毛病，使一些正常的学术讨论带上了浓厚的政治斗争色彩。
    第二阶段是1966-1976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文化大革命”，大造反革命舆论。为了发动“文革”，他们从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入手，把一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吴晗、邓拓、翦伯赞等进行疯狂的迫害，然后大搞“影射史学”，为篡党夺权服务，所谓“评法批儒”、“评《水浒》”等等，都是他们的“杰作”。他们不需要科学的历史学，因而大肆摧残史学研究机构，叫嚷要停办大学历史系；他们在史学领域设置“禁区”，任意歪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言论。“文革”十年是中国史学遭到摧残、破坏的十年。
    第三阶段是1976年至今的十余年。粉碎“四人帮”后，尤其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人十分重视包括历史科学在内的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首先在理论上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广大史学工作者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挣脱“左”的枷锁，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出现了中国科学的历史学自创立以来从未有过的春天。具体表现在：史学理论上有重大突破，敢于在许多历史问题和历史理论上提出新的见解；比过去增设了更多的史学研究机构和大学历史系，史学工作者人数空前增加，其中涌现了许多基本功扎实、思想活跃、勤奋好学的中青年专家，解决了史学队伍的后继无人的问题；史学学术团体广泛建立，在团结、联络同行、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组织队伍完成重大课题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历史学研究面进一步拓宽，在社会史、经济史、政治制度史、民族史等方面的许多领域填补了过去的空白；史学功能发挥得更加明显，尤其在加强爱国主义和国情教育上有重要的作用；在国家社会科学规划组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和其他部门的物质支持下，完成了一大批国家和各部门的重点科研项目。十多年的历程证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的历史科学是能够克服种种“危机”的，史学作为人类社会和文明发展标杰的重要学科将继续向前发展。
    我们在简单地回顾1949年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后，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主流是发展、健全、成熟，而且已成为世界史学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1949年以来我国史学的发展最突出地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已经牢固地树立，从实践中广大史学工作者越来越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并不等于历史上每一个问题、每一个事件、每一个人物他们的评价都要从经典作家的言论中去寻找结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人而不是神，他们论述问题的角度、他们所处的时代各不相同，不可能对每一个问题都经过深入研究，不可能对每一个问题都解决得完美无缺。就像毛泽东这样一位伟人，他晚年有些言论、做法本身就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而且“左”的倾向越来越严重。1949-1966年间，中国史学的主流是好的，尤其在摧毁旧史学方面其功不可没。史学界先后展开的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中国历代土地制度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等问题的讨论，总的说来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健康地进行的，但不可否认有些问题讨论时出现了“左”的倾向。以农民战争讨论为例，五六十年代时有人把农民起义、农民领袖提高到不恰当的高度，把农民阶级的觉悟估计过高，对农民阶级自身的落后性和保守性认识不足。许多同志，包括翦伯赞在60年代初就著文提出：“农民反对封建压迫、剥削，但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把封建当作一个制度来反对；农民反对封建地主，但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反对；农民反对封建皇帝，但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把皇权当作一个主义来反对”（21）。尽管他的意见受到压制，经过10年动乱之后，这种观点被多数同志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近10年来，围绕农民起义问题的讨论中，确实存在着“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评价”，然而，“肯定农民起义的各种解释在毛泽东以后的时期还是存在的”（22）。“文革”以后，在其他问题讨论中，例如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历史创造者问题、社会发展形态问题、历史与现实关系问题等等，尽管意见有许多分岐，但对问题的认识加深了，促使人们去思索，结果是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的西方史学家客观地评论说：“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研究的进展从整个来说十分可观。普遍认为中国今天的历史研究比过去任何时期更加‘灵活’，更少‘僵化’，其基本方法更加充满活力，对历史上起作用的各种因素掌握得更加全面”（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