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现存唐人判文，除了反映与说明唐代良贱制度一些重要问题以外，对于探讨唐代良贱制度的许多具体细节问题也有较高的利用价值。
    例如关于唐代贱口死亡的处置问题，《全唐文》卷九八二载有这样一道《对奴死弃水中判》，判文曰：
    题：丙奴死不埋，弃水中，人告之。
    对：丙为不道，龟鳖何亲。情之不良，僮仆是弃，爱其有力，未闻削舟之恩。欺其游魂，更比怀沙之惨。虽不封不树，家僮无葬送之仪，而载沉载俘，甲令有弃尸之禁，告言不谬，刑典宜申。判文反映某人未将已死奴婢掩埋，而是随意丢弃水中，被人告发。判文中“削舟”似是“削丹”之误。“削丹”乃是免除奴籍之意。
    按《唐律疏议》卷一八有“残害死尸”的律文：“诸残害死尸，及弃尸水中者，各减斗杀罪一等。疏议曰：‘各减斗杀罪一等’，谓合死者死上减一等，应流者流上减一等之类。”此当即判文中所说的“甲令有弃尸之禁”。
    在唐代社会里，奴婢“律比畜产”，“诸事不同于良人”。“奴婢即同资财，即合由主人处分”（注：《唐律疏议》卷一四《户婚》。）。但在处理奴婢死亡这一问题上，显然与处理畜产死亡不同。在吐鲁番阿斯塔那35号墓出土的唐代文书中，有一件武则天证圣元年（公元695 年）《婢杏女死亡牒》（注：《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七册，第442页。 ），牒文曰：
    户主李康师婢杏女
    右件婢今月中旬死
    牒件如前。谨牒
    证圣元年闰二月
    在同地206号唐代墓葬中， 也出有《唐勘问婢死虚实对案录状》的文书（注：《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五册，第270页。）。
    这些文书反映，按制度，凡奴婢死亡，主人必须向官府报告，由官府验实并削籍。
    关于随意处置死亡奴婢尸首应受什么样的处罚，唐律中没有明确的规定。但从上引判文来看，主人随意丢弃奴婢尸首，也是触犯刑律的。当然，从部曲、奴婢残害主人尸首不得减罪，“决不待时”的规定来看，主人残害部曲、奴婢尸首，当会比残害一般良人尸首减罪处理。
    上述判文还透露出，唐代奴婢死亡埋葬以后，“不封不树”，“无葬送之仪”。这一规定仅见于此处判文记载，反映了唐代贱人地位的低下。
    《全唐文》卷九八二还载有一道《对官户判》，判曰：
    题：官户炙面送掖庭，旧有疹疾。所由以非五十以上，不许。
    对：倬彼旧章，闻于白粲。嗟夫贱妾，隶我丹书。当年且欲于役身，称疾式瞻乎炙面。平阳白发，既乏子夫之容，应门绿苔，爰闭掖庭之恨。薄言之诉，情或可哀，壮齿之年，且殊知命。嘉所由直笔，执法不回。想官户之循涯，吞声未爽。该判文的主旨，是官户以旧有疹疾为由，请求免于炙面送掖庭。而有司以其年纪在五十岁以下，不予批准。此处“旧有疹疾”一句后，似脱漏了“求免”之类词句。
    官户，系唐代官贱人的一种。官奴婢一免为番户，亦即官户，二免为杂户，三免为良人（注：《唐六典》卷六《刑部都官郎中员外郎》。）。“官户者，谓前代以来配隶相生，或有今朝配没，州县无贯，唯属本司”（注：《唐律疏议》卷三《名例》。）。“依户令，官户当色为婚”。
    从唐律规定来看，官户地位略高于官奴婢，官户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凡官户受田，减百姓口分之半”（注：《唐六典》卷三《尚书省户部》。）。但从上述判文来看，官户五十岁以下配送掖庭者，仍需在面部炙上标记，这在唐代其他文献中未见记载。西晋时期官奴婢皆黥面供官。“奴婢亡，加铜青若墨，黥两眼。后再亡，黥两额上，三亡，横黥目下。皆长一寸五分，广五分。”（注：《太平御览》卷六四八引《晋令》。）而唐代官奴婢，据《唐六典》卷六记载，“每年十月，所司自黄口以上，并印臂送都官貌阅”。所谓印臂，即“以绸缪记印于臂上，……渍以挂红膏，则水洗色不退”（注：《唐代丛书》卷一四《妆楼记》。）。这显然比在脸上炙印进步了许多。官户身分高于官奴婢，但仍列入贱籍，即所谓“隶我丹书”。上引判文反映唐代官户仍要炙面送掖庭，这可能反映的是唐初或唐前期的情况，唐中期以后，炙面的做法当为“印臂”所取代。
    据史书记载，官奴婢长役无番，六十以上及废疾者，可以升为官户，七十岁以上可放免为良人。而官户一年三番上值，且有自己的经济。从上引判文反映的情况看，官户大约五十岁可免炙面配送掖庭，比官奴婢早二十年，这符合官户身分较高的实际情况。这一年龄规定，在唐代史料中也仅见此处。弥足珍贵。
    综上所述，保留至今天的关于唐代良贱制度的判文，是我们研究良贱身分制度的宝贵资料。这些判文说明，唐律中关于良贱身分制度的大量法律条文，不只是魏晋南北朝律文的遗留，而是有着现实的社会基础的。这些判文，不仅提供了许多为其他史料所未反映的唐代良贱制度的细节，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判文与唐律有关律文的比较，可以发现中古良贱制度在唐代所发生的某些重要变化。从而为深入研究唐代社会历史，提供了重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