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代，郡太守和属吏也存在籍贯回避。具体说来，地方郡太守一般要由外郡人充当，而郡属吏则由本郡人担任。《巴郡太守张纳碑阴》载题名者74人，均为太守张纳属吏（《隶释》卷5）。 这些属吏来自宕渠、江州、阆中、安汉、朐忍、枳、垫江、充国、平都。这些县均属巴郡。这说明，东汉时期，郡太守与属吏在籍贯上的回避确实执行得很严格。由于郡太守和属吏任职上的这种限制，就使郡太守只能在其管辖郡所属县中辟举属吏。
    在东汉各州任职的剌史，也与属吏的籍贯不同。《冯焕残碑阴》载剌史冯焕的属吏，其籍贯为汝南郡、河内郡、汉中郡、颍川郡和陈国（《隶释》卷13）。《后汉书·冯绲传》载，冯焕则为巴郡人。显然，剌史冯焕与这些属吏的籍贯都不属于同一郡望。由于州剌史与其属吏也实行籍贯回避，自然在辟举时，也就不能辟除与剌史属于同一郡望者。不过，州剌史与属吏的籍贯回避与各郡不同的是，被辟除的属吏只要与剌史不同郡便可以了，属吏的籍贯不必限定在同一州内。
    二是国家严禁辟主辟举被禁锢者。汉代的禁锢是一种褫夺公权的刑罚。也就是剥夺犯罪者或受株连者的任官权利。东汉国家对这种刑罚执行得很严格。正因为如此，在辟举上，是严禁选拔受禁锢者的。《后汉书·桓荣传附桓焉传》：顺帝即位，桓焉“拜太傅与太尉朱宠并录尚书事……视事三年，坐辟召禁锢者为吏免”。这说明，国家对辟主辟举禁锢者的处罚是很严格的。至东汉后期，因国家滥用禁锢刑，使一大批清流党人遭到禁锢。当然，对这些人，就更不能辟举了。例如司徒杨赐便“坐辟党人免”（《后汉书·杨震传附杨赐传》）。可见东汉国家处罚辟举党人的官员是毫不手软的。
    三是国家禁止辟主辟召先旧、亲属。《后汉书·李固传》载诬陷李固飞章，其中提到太尉李固“及所辟召，靡非先旧，或富室财赂，或子婿婚属，其列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从强加给李固的这些罪名来看，东汉国家对辟主辟召先旧和亲属都是严格禁止的。
    东汉国家对辟主所作的这些限制规定，其目的是要防止辟举时，产生循私舞弊、违犯国家禁令以及任人唯亲行为的发生，使辟举能够体现出合理性和公正性。
    （四）国家对辟主辟举不胜任或犯罪者，有比较严格的惩处措施
    《后汉书·陈蕃传》：“帝讳其言切，讬以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这说明，辟主对他辟举的属吏不胜任职责，是负有连带责任的。国家对这样的辟主，一般给予免官处罚。当然，辟主辟举了有犯罪行为者，就不限于免官了。《后汉书·虞延传》：司徒虞延“欲辟幽州从事公孙弘，以弘交通楚王而止，并不奏闻。及英事发觉，诏书切让，延遂自杀。”据此可知，虞延受到自杀的处分，是因为他准备辟举参预楚王刘英谋反的公孙弘，并且，没有向朝廷上奏。尽管如此，虞延受到的处罚还是如此严格。如果辟主辟召了有犯罪行为者，受到的处置会更加严厉。
    （五）国家对辟主辟举属吏有必要的检核措施
    《后汉书·张酺传》：“后以事与司隶校尉晏称会朝堂，酺从容谓称曰：‘三府辟吏，多非其人。’称归，即奏令三府各实其掾史。”这就是说，对于三公辟举属吏有不称职者，国家官员可以举报给司隶校尉，然后由司隶校尉进行考核。不过，这样的考核并不是定期举行的，当是在官员举报后而采取的措施。东汉国家委任具有监察京师百官大权的司隶校尉负责检核三公辟举，正是要在对辟主采取限制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防止辟举陷于混乱。
    总之，东汉时期，中央三公、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九卿以及地方州郡长官都可以自行辟除属吏。但是，东汉国家对这些辟主行使辟举权，也实行了必要的限制措施。这些限制措施可以约束辟主在辟举中带有随意性。
    二
    东汉时期，中央和地方辟主辟举，是要征集僚佐，以便能够保证各级官府的办事效率以及有效地实施国家政令。因而，中央和地方辟主在正常情况下，是比较注意辟除对象素质的。从东汉被辟除的对象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中央和地方辟主注意辟举经学水平较高者，知名大儒尤其受到重视
    东汉是经学发展的时期。当时人研习经学的状况，是检验士人文化和道德水准的重要标准。因而，“经明行修”的儒生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尊重。这样，在中央和地方辟主辟举时，很注意选拔这些儒生。《后汉书·朱穆传》：朱穆任冀州剌史，“所辟用皆清德长者”。又《后汉书·赵孝传》：赵孝“乡党服其义，州郡辟召，进退必以礼。”可见，在州郡辟召中，儒生是占有很重要地位的。在三公辟举时，不仅选拔一般儒生，而且，对知名大儒更注意辟举。《后汉书·张纯传》：张纯“（建武）二十三年，代杜林为大司空。在位慕曹参之迹，务於无为，选辟掾史，皆知名大儒。”这说明，东汉初年，一些三公便开始将知名大儒辟为僚佐。这种作法，至东汉后期也没有改变。东汉的著名儒生郑玄、郑兴、郑众、蔡邕、何林等人都受到三公的辟召。三公辟除这些大儒作为属吏，显然是要借助这些儒生的影响来提高他们的声望。诚如宋人徐天麟说：“然东汉之世，公卿尤以辟士相高……往往名公钜卿，以能致贤才为高；而英才俊士，以得所依秉为重。是以誉望日隆，名节日著，而一洗末世苟合轻就之风。”（《东汉会要》卷27按语）不过，至东汉中后期，由于国家政治日益腐败，这些大儒即使被辟除为僚佐，也很难完全施展他们施政的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