辟主与属吏之间存在君臣之义，在东汉前期便已出现。《后汉书·郑恽传》载，汝南太守欧阳歙辟郑恽为郡功曹，郑恽指斥郡属吏延资说：“司正举觥，以君之罪，告谢于天。案延资贪邪，外方内员，朋党构奸，罔上害人，所以荒乱，怨匿并作。明府以恶为善，股肱以直从曲，此既无君，无复无臣，恽敢再拜奉觥”。这说明，被辟召的属吏要将辟主视为君，而将自己视为臣。因此清人赵翼说：“是时郡吏之於太守，本有君臣名分”（赵翼《廿二史劄记》卷5）。 《景君碑》中有“惟故臣吏，慎终追远，谅闇沈思”之语。清人钱大昕认为，此语非臣下可用（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可见，东汉辟主与属吏之间以君臣之义为表现的隶属关系已很牢固。在君臣之义观念支配之下，属吏要为辟主尽必要的义务，“往往周旋于死生患难之间”（赵翼《廿二史劄记》卷5）。特别是，属吏要为辟主服丧。 《后汉书·李恂传》：“太守颍川李鸿请署功曹，未及到，而州辟从事。会鸿卒，恂不应州命，而送鸿丧还乡里。既葬，留起冢坟，持丧三年。”李恂只受到郡太守李鸿的辟召，并未成为属吏，尚且要服丧三年，作为属吏就更是如此了。这种服丧期限，与子为父母服丧完全相同。由此可以看出，辟主与属吏之间的关系，已类似于父家长家庭中的父子关系。不仅如此，辟主与属吏在法律上也负有连带责任。《后汉书·羊续传》：羊续“辟大将军窦武府。及武败，坐党事，禁锢十余年，幽居守静。”可见辟主犯罪，属吏必然要受到株连。这些情况表明：辟主和属吏形成的这种君臣之义联系，已远远超出上下级的隶属关系，而具有很强的主从关系。在这种主从关系约束下，辟主和属吏在政治活动中，必然要有共同的意向。因此，辟主与属吏在行动中，形成密不可分的牢固的政治集团，也就无法避免了。
    （二）辟举为以辟主为中心的政治集团的扩大创造了契机
    东汉时期，辟主与属吏之间的上下级联系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从中央三公的属吏来看，他们还可以受到辟主的举荐而成为国家官员。当时辟主举荐属吏的方式很多，主要有“举高第”、“举理剧”、“举尤异”等。通过辟主的这些举荐，属吏便获得晋升的机会。《后汉书·桓典传》：桓典“辟司徒袁隗府，举高第，拜侍御史。”又《后汉书·独行传》：“（李）善，显宗时辟公府，以能理剧，再迁日南太守。”可见三公僚佐因辟主的举荐，可以很快晋升为中央和地方的重要官员。正如东汉人崔寔说：“三府掾属，州郡，或数年而至公卿。”（崔寔《政论》）
    在东汉，属吏由辟主举荐成为国家官员后，虽然他们与辟主在行政上脱离了关系，可是，他们仍然被视为辟主的故吏。这些故吏与辟主之间的君臣之义并没有消失。这些故吏仍然对辟主负有义务。诸如故吏在政治上，要支持辟主；在经济上，对辟主及其家属要进行扶助；在丧葬上，对辟主仍要服三年丧等。[2]而且，在法律上， 故吏与辟主仍负有连带责任。《后汉书·陈禅传》：“及邓骘诛废，禅以故吏免。”又《后汉书·张奂传》：“明年，梁冀被诛，奂以故吏免官禁锢。”这些都证明故吏对辟主所负的法律株连，并不亚于属吏。这就是说，故吏与辟主之间仍然具有严格的主从关系。在这种主从关系支配下，故吏对辟主在政治上的支持是很有力的。《后汉书·党锢传序》：“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鸾大讼党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诏司隶、益州槛车收鸾，送槐里狱掠杀之。于是又诏州郡更考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锢，爰及五属。”在党锢事件中，党人的故吏被免官禁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与党人政治立场一致所造成的。由此可见，这种故吏阶层的存在，是以辟主为中心的政治集团扩大政治势力的基础。然而，辟主造就众多的故吏，都是以其拥有辟举权作为必要前提的。因而，对辟举产生的这种社会影响，也应该有充分的估计。
    四
    东汉中后期，国家政治趋于腐败，并且，地方大姓、冠族势力也日益发展。在这种社会形势下，自然要对与国家统治联系密切的辟举产生很大影响。虽然东汉国家对辟主辟举属吏作了一些约束，可是，这些约束很难收到实效。因而，在中央和地方辟举中，无法避免地出现了很多弊端。
    首先，皇帝、外戚、宦官对辟主辟举进行干扰，而使辟举出现混乱。如前所述，东汉皇帝可以指令辟主辟举。但是，在东汉前期，皇帝指令辟主辟举，多是以选拔人才为目的。而到东汉后期，他们则置选拔人才而不顾，要通过辟举，选拔迎合其意志者。其中汉灵帝从鸿都门学生徒中辟举，便开了一个恶劣的端绪。《后汉书·蔡邕传》：“光和元年，遂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用辟召，或出为剌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士君子皆耻与为列焉。”这说明，汉灵帝赐予这些生徒在辟举上，享有很优先的特权，而且，他们通过辟举能够很快晋升为国家中央和地方官员。可是，鸿都门学的生徒无论在学识上，还是在人品上，都是很差的。正如蔡邕评论说：“本颇以经术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趣势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后汉书·蔡邕传》）国家将这些生徒辟除为僚佐，进而晋升为国家和地方官员，只能使吏治更加败坏。因此，可以说汉灵帝的这种作法，是对辟举的严重干扰，产生的社会影响是很恶劣的。
    东汉外戚和宦官也利用他们控制的权力，干扰辟主的辟举。《后汉书·杨震传》载：
    延光二年代刘愷为太尉。帝舅大鸿胪耿宝荐中常侍李闰兄於震，震不从。宝乃自往侯震曰：“李常侍国家所重，欲令见辟其兄，宝唯传上意耳。”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书敕。”遂拒不许，宝大恨而去。皇后执金吾阎显亦荐亲厚於震，震又不从。司空刘授闻之，即辟此二人。旬日中皆见拔擢。由是震益见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