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外戚与宦官相互串通，强迫三公辟举其亲属的典型事例。尽管杨震给予抵制，可是，其它的辟主却都俯首顺从他们的意志。可见，外戚和宦官对辟主辟举的干扰是很大的。对掌握大权的外戚来说，他们不仅要辟召迎合其意志者，而且，还要将其辟举的意图强加给其他辟主。曾经骄横一时的外戚梁冀，就是典型代表。《后汉书·黄琼传》：“永兴元年，迁司徒，转太尉。梁冀前后所讬辟召，一无所用。虽有善而为冀所饰举者，亦不加命。”太尉黄琼敢于抵制梁冀对其辟举的控制，这只是特例。由此可以看出，梁冀强迫三公辟举其亲信的举动是经常发生的。由于外戚和宦官多是行为不端者，因而，在他们的干扰之下，必然使辟举陷于混乱。正如杨震上疏说：“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来海内贪污之人，受其货赂，至有臧锢弃世之徒复得显用。白黑溷淆，清浊同源，天下讙。”（《后汉书·杨震传》）东汉辟举出现这种后果，说明辟举不仅失去了公平性，而且，国家对辟举所作的各种限制，已很难产生有效的约束力了。
    其次，一些三公无视国家辟举标准，专门辟除迎合其意志者。三公辟举属吏不实的情况，在东汉中期就已出现。汉和帝时，太尉张酺尖锐指出：“三府辟吏，多非其人”（《后汉书·张酺传》）。出现这种结果，正是因为辟主将是否迎合其意志作为首要标准。由这种状况所决定，辟主的僚佐中，不务正业、阿谀奉迎之徒所占数量很多。《后汉书·陈宠传》：陈躬“辟司徒鲍昱府，是时三府掾属专尚交游，以不肯视事为高。”正反映了这种情况。更有甚者，在一些辟主的僚佐中，还出现了贪污不法之徒。《后汉书·儒林传》：“后辟司徒桓虞府。掾有宋章者，贪奢不法，仁终不与交言同席。”便是明证。反之，一些刚直不阿之士，尽管能够被辟为僚佐，可是，却要受到排斥，甚至被逐出僚佐队伍。《后汉书·崔骃传》载，崔骃为窦宪掾属，“宪不能容，稍疏之，因察骃高第出为长岑长。骃自以远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归。”就是一例。
    至东汉后期，一些三公不仅无视国家辟举标准，竟然将名士对人物的评品作为辟举的依据。《后汉书·符融传》：“时汉中晋文经、梁国黄子文，并恃其才智，炫耀上京，卧讬养疾，无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声望，坐门问疾，犹不得见。三公所辟召者，辄以询访之，随所臧否，以为与夺。”可见名士的意见已经能够左右三公的辟举。这就是说，名士已暗操了三公的辟举权。如前所述，东汉名士除了极少数出身寒微外，大部分出自地方大姓、冠族。他们对人物的臧否，自然代表这些地方大姓、冠族的意志。当时三公纵容名士暗操辟举权，只能使出自地方大姓、冠族的一些平庸之辈占据三公僚佐的重要位置。由于这种风气的盛行，在三公辟举上，就很难选拔出有用的人才了。
    再次，在地方州郡，出现了地方大姓、冠族完全可以左右辟举的趋势。在东汉各郡的辟举中，这种情况表现得更加明显。如前面所说，东汉各郡长官和属吏任职，实行回避制度。也就是说，各郡长吏由外郡人担任，而属吏则由本郡人担当。可是，到东汉后期，这种回避制度不仅没有遏制地方大姓、冠族势力的发展，却为他们出任郡属吏创造了条件。《三国志·公孙瓒传》注引《英雄记》：“瓒统内外衣冠子弟有才秀者必抑使困在穷苦之地。或问其故，答曰：‘今取衣冠子弟及善士富贵之，皆自以为职当得之，不谢人善也。’所宠遇骄恣者类多庸儿。”由此可知，至少到东汉后期，郡属吏由地方大姓、冠族充任，已成为惯例，普通平民很难跻身到郡属吏的行列中。因而，地方辟举已不具有任何公平性，只是地方大姓、冠族拥有的特权。
    这些充任地方属吏的大姓、冠族，还能够利用中央三公辟举的机会，成为三公的僚佐，进而晋升为国家官员。例如王允“世仕州郡为冠盖”，便由州的别驾从事，“三公并辟，以司徒高第为御史”（《后汉书·王允传》）。由此来看，地方大姓、冠族拥有地方州郡辟举的特权，不仅能够使他们垄断地方属吏的任职，而且，也是他们进一步拓展政治势力的重要条件。在这些大姓、冠族势力越来越膨胀的社会形势下，地方辟举的这种弊病已陷于无法遏制的境地。因而，东汉后期，地方社会秩序日益混乱，除了政治、经济诸方面因素外，也与地方大姓、冠族控制辟举有重要的关系。
    收稿日期：1999-05-12
    【参考文献】
    [1]唐长孺。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A].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C].北京：中华书局，1983.
    [2]张鹤泉。东汉故吏问题试探[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5）：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