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形成
    关于夏文化的形成时间，主要有王湾三期文化后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两种说法。〔19〕哪一种更符合实际呢？
    如果仅从郑洛地区着眼，则从谷水河类型到王湾三期文化前、后期直至二里头文化都是一脉相承的文化发展过程。但若放大眼光，就会发现龙山前、后期之交，在豫南、湖北地区发生了一次文化上的巨变，这一变化同夏文化的形成有着密切关系。
    龙山前期，在豫南、湖北地区分布着承继屈家岭文化而来的石家河文化，如驻马店杨庄一期〔20〕、郧县青龙泉三期〔21〕、天门石家河遗址群六、七期〔22〕。陶器虽以灰陶较多，但红陶也占相当比例。实用器类主要有高领溜肩罐、腰鼓罐、宽扁足釜形鼎、漏斗形擂钵、圈足碗、镂孔粗柄豆。还有大量颇具宗教色彩的红陶小器物，如红陶杯、平底钵、变异壶形器、大口圈足杯及小动物、小人。屈家岭文化时期始建的石家河古城等仍在沿用〔23〕。
    龙山后期，在豫南、湖北地区分布着驻马店杨庄二期、淅川下王岗晚二期〔24〕、均县乱石滩上层〔25〕和天门石家河遗址群八期一类近似于王湾三期文化的遗存。陶器绝大多数为灰陶，红陶很少。实用器变成直领瓮、侈口罐、罐形鼎、细柄豆、圈足盘、盆形擂钵、平底碗和平底钵等。红陶小器物已基本不见。石家河古城等也遭废弃。
    可以看出，龙山前、后期之交文化巨变的实质，是以王湾三期文化为主体的中原龙山文化对石家河文化的替代。其时约当公元前2200年。
    夏代是从禹开始的〔26〕。与禹创建夏王朝直接相关的重大事件便是“禹征三苗”。许多文献都记载这件事。如《墨子·非攻下》说：“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苗师大乱，后乃遂几”。说明经过禹这次大规模征伐，三苗集团基本衰亡了。
    石家河文化被认为就是苗蛮文化〔27〕，王湾三期文化前期又正好是先夏文化，那么上述这次文化巨变反映的不正是“禹征三苗”这一历史事件吗？〔28〕如此，则王湾三期文化后期就已属早期夏文化。王城岗古城正好兴建于王湾三期文化后期早段，也许确属“禹都阳城”。〔29〕
    三、中兴
    夏文化的中兴，具体指二里头文化在王湾三期文化后期的基础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早期夏文化阶段，属王湾三期文化后期早段的遗存在郑洛地区分布密集，以王湾三期和王城岗一至三期为代表。陶器精美规整，胎较薄，侈口罐小底鼓腹。并已能冶铜。表现出较高的发展水平。后段遗存遗址数减少，以王城岗五期、郑州牛砦〔30〕和密县新砦龙山遗存〔31〕为代表。陶器变得粗糙笨拙，胎较厚，侈口罐大底瘦腹。呈现出明显的衰落景象，至晚期夏文化阶段，二里头文化早期不仅和王湾三期文化后期晚段的衰败状况全然不同，而且比王湾三期文化后期早段也有了更大发展。例如，偃师二里头早期发现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大型铸铜遗址以及铜、玉、象牙、漆器等。陶器不仅数量、种类多，而且制作工艺先进，规整精美。〔32〕
    二里头文化是以王湾三期文化为主体发展而来的。其主要器类中口长腹罐、圆腹罐、大口尊、罐形鼎、盆形鼎、擂钵、鸡冠耳盆、平底盆、器盖、甑、圈足盘和单耳杯等均可在王湾三期文化中找到渊源。但二里头文化形成过程中深受东方文化影响却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如觚、鬶、三足盘的形制和龙山文化同类器更为近似〔33〕，壶、曲尺形镂孔柄豆则似源于造律台类型。
    文献记载，夏前期曾有过“太康失国”、“后羿代夏”和“少康中兴”的政局变动。“太康失国”是由于东夷居民的侵入〔34〕。其后经仲康，至后羿代相为王，“因夏民以代夏政”。〔35〕相妻后缗奔于有仍而生少康。后来少康依靠有虞氏、有鬲氏等的帮助攻杀浞、浇，恢复夏政权，实现了“中兴”的局面。〔36〕
    用“后异代夏”虽然可以解释二里头文化中东方因素的出现〔37〕，但其后既然有“少康中兴”，则应当引起新的文化变动。这就与二里头文化一至三期持续发展的情况有些矛盾。其实“少康中兴”也是同东方势力的影响分不开的。少康所依靠的有仍和有鬲氏大约在今山东西部〔38〕，属龙山文化分布区。可能属有虞氏文化的造律台类型中也包含大量龙山文化因素〔39〕。这样，二里头文化就极可能诞生于少康之时，是在王湾三期文化的基础上，随着有仍、有鬲和有虞等东方居民的西进并带来龙山文化因素而形成的。而且如此一来，王湾三期文化后期晚段文化中衰的现象也可以用“太康失国”来解释。
    从[14]C测年数据看，王湾三期文化后期约从公元前2200持续到公元前1900年，二里头文化也正始于公元前1900年〔40〕。因此早期夏文化共约300年时间。据记载，禹、启、太康在位共一百多年，再加上仲康、相、羿、寒浞四世近百年〔41〕，就和[14]C年数相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