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消亡
    夏文化的消亡和商王朝的建立是同时的。
    目前关于夏、商分界主要有四种不同认识，即在二里头文化一、二、三、四期和二里岗下层文化之间分别划界〔42〕。总体看来，以三、四期分界说证据较为充分。如二里头遗址二、三期均有大规模的宫殿建筑，至四期废弃；深腹平底罐、细绳纹鬲等漳河型一类文化因素在四期有较多出现，大口尊增加，而圜底深腹罐、平底盆、三足盘、觚、盉、鬶等典型的二里头文化因素却明显减少〔43〕。此外，大范围的文化变迁也反映出三、四期间是一个重要转折点。
    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和影响面，二、三期较一、四期明显大。二、三期遗存除在伊、洛流域密集分布外，在周围较远或很远的地方也有所发现。带有一定地方特点的二里头文化二、三期遗存，向南在驻马店杨庄、淅川下王岗和信阳三里店〔44〕，向北在夏县东下冯〔45〕，向东在杞县鹿台岗〔46〕和朱岗〔47〕等遗址发现。二里头文化二、三期因素更是远布湖北、四川、安徽、上海、江西、陕西、河北、内蒙等广大地区〔48〕。
    杜金鹏认为，二里头文化二、三期分布和影响面的急剧扩大，是由于夏人在商人强大军事压力下的大迁移。向南者为“桀奔南巢”，朝北者成为匈奴的来源之一。因此他主张夏、商断代应在二、三期之交。〔49〕这种解释令人耳目一新，但却存在着不可回避的矛盾。既然在周围很远地方都能发现二里头文化二、三期因素，则表明二、三期正处于鼎盛阶段，正在对四周产生着极大的影响和作用。如果二期为夏三期为商，则流散四处的夏人只能继承到二期因素，只会在二期基础上朝不同方向发展，如何能在西南、东南直到东北都出现三期因素呢？
    实际上，除少数边远遗存中二里头文化三期（晚段）因素的突然出现可能是由于夏人逃亡所带去的以外，其余主要可用文化的交流和影响来解释。夏王朝末年仍是十分强大的，夏文化的灭亡也并非文化自然发展的结果。史载桀伐岷山、有缗和有施〔50〕，就是其强大的证明。《左传·昭公十一年》“桀克有缗以丧其国”，正与“纣克东夷而陨其身”相仿佛。夏通过征伐或其它方式将其文化传播至远方是完全可能的。因此，上述现象反映的恰好是二里头文化三、四期间为夏、商分界这一事实。
    夏从少康而至桀共约300年时间〔51〕，这与二里头文化一至三期[14]C数据从大约公元前1900年至公元前1600年大致相合。〔52〕
    注释：
    〔1〕徐中舒：《再论小屯与仰韶》，《安阳发掘报告》1931年第3期；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53年。
    〔2〕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郑州市站马屯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年2期。
    〔3〕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临汝北刘庄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0年2期。
    〔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郾城郝家台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年3期。
    〔5〕河南省驻马店地区文管会：《河南上蔡十里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集刊》第3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6〕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洛阳王湾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4期。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临汝煤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2年4期。
    〔8〕严文明：《略论仰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阶段》，《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
    〔9〕〔15〕严文明：《从王湾看仰韶村》，《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
    〔10〕〔1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渑池县文化馆：《渑池仰韶遗址1980一1981年发掘报告》，《史前研究》1985年3期。
    〔11〕河南省博物馆：《河南禹县谷水河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9年4期。
    〔12〕〔13〕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3期。
    〔16〕张玉石、杨肇清：《新石器时代考古获重大发现--郑州西山仰韶时代晚期遗址面世》，《中国文物报》1995年9月10日第1版。
    〔17〕顾颇刚：《九州之戎与戎禹》，《古史辨》第七册下编，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1982年。
    〔18〕刘起釪：《由夏族原居地纵论夏文化始于晋南》，《华夏文明》第1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19〕前者如：吴汝祚《关于夏文化及其来源的初步考察》，《文物》1978年9期；安金槐《豫西夏代文化初探》，《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1期。后者如：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20〕北京大学考古系、驻马店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驻马店市杨庄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10期。
    〔2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龙泉与大寺》，科学出版社，1991年。
    〔22〕石河考古队：《湖北省石河遗址群1987年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8期。
    〔23〕张绪球：《屈家岭文化古城的发现和初步研究》，《考古》1994年7期。%
    〔2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淅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年。
    〔2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工作队：《湖北均县乱石滩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86年7期。
    〔26〕《竹书纪年》（《文选·六代论》注引）：“夏自禹以至于桀，十七王。”《史记·夏本纪》：“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
    〔27〕俞伟超：《先楚与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文物》1980年10期。
    〔28〕杨新改、韩建业：《禹征三苗探索》，《中原文物》1995年2期。
    〔29〕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
    〔30〕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牛砦龙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4期。
    〔3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密县新砦遗址的试掘》，《考古》1981年5期。
    〔32〕赵芝荃：《探索夏文化三十年》，《中国考古学论丛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所40年纪念》、科学出版社，1993年。
    〔3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占》1965年5期；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李伯谦：《二里头类型的文化性质与族属问题》，《文物》1986年6期。
    〔34〕《路史·后纪》卷十三注引《竹书纪年》：“太康居斟寻，乃失邦”。《太平御览》卷82引《帝王世纪》，“太康无道，在位二十九年，失政而崩”。《史记·夏本纪》：“帝太康失国”，《集解》引孔安国：“为羿所逐，不得反国”。
    〔35〕见《左传·襄公四年》。
    〔36〕见《左传·襄公四年》、《左传·哀公元年》、《潜夫论·五德志》、《竹书纪年》、《楚辞·天问》、《离骚》等。
    〔37〕李伯谦：《二里头类型的文化性质与族属问题》，《文物》1986年6期。
    〔38〕顾颉刚：《有仍国考》，《古史辨》第七册下编，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1982年。
    〔39〕李伯谦：《论造律台类型》，《文物》1983年4期。
    〔40〕仇士华、蔡莲珍等：《有关所谓“夏文化”的碳十四年代测定的初步报告》，《考古》1983年10期。
    〔41〕〔51〕参见庄春波：《羿浞代夏少康中兴轶史与年代学和考古学解释》一文表Ⅱ“夏代诸王纪年表”。《中原文物》1990年2期。
    〔42〕一、二期分界说如：李民、文兵《从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看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郑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75年4期。二、三期分界说如：殷伟璋《二里头文化探讨》，《考占》1978年1期：安金槐《豫西夏代文化初探》，《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1期。三、四期分界说如：孙华《关于二里头文化》，《考古》1980年6期：田昌五《夏文化探索》，《文物》981年5期。四期与二里岗下层文化间分界说如：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43〕郑光：《二里头陶器分期初论》，1995年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44〕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信阳三里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1期。
    〔4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年。
    〔46〕郑州大学考古专业等：《河南杞县鹿台岗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8期。
    〔47〕郑州大学考古专业等：《河南杞县朱岗遗址试掘报告》，《华夏考古》1992年1期。
    〔48〕杜金鹏：《夏商文化断代新探》，《中原文物》1993年1期。
    〔49〕杜金鹏：《夏商文化断代新探》，《中原文物》1993年1期。
    〔50〕孙淼：《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1987年。
    〔52〕仇士华、蔡莲珍：《解决商周纪年问题的一线希望》，1995年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