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背景下，“九一八”事变前夕，尽管中日在东北地区的矛盾日趋激化，国民政府仍把苏联视作“外患”而不改敌视态度。（注：参见《吴铁城致蒋介石电》（1931年3月7日）、《蒋介石致吴铁城电》（1931年3月16日）、《王家桢致张学良电》（1931年6月26、27日），日本外务省记录A.6.1.0.5。）1931年7月初万宝山事件刚发生时，苏联曾通过在莫斯科交涉中东路问题的中国代表莫德惠，向国民政府提议恢复邦交，称：“现今日本觊觎满蒙，国境方面中日紧张。当此时机，中国政府何不重订对苏对日政策，采对俄亲善方针而使本国能专心对付日本？果能如此，中国之对日实力必占优势，而造福于今日之中国。”（注：《东北政治委员会致蒋介石、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电》（1931年7月6日），日本外务省记录A.6.1.0.5。）对此，国民政府虽屡经讨论，“终认为苏俄为赤色国家，吾国赤害蔓延南北，皆因苏俄所致，故即使其真有亲华之觉悟，我也不应以对俄亲善为旗帜”。基此，其最后结论为：“苏俄对莫代表之表示，真心不外利用中国。苏俄狡猾，断无轻弃侵略野心之可能。故对莫代表所转告之各种建议，我绝不许可，并应予以反驳。”（注：《刘尚清致张学良等电》（1931年7月9日），日本外务省记录A.6.1.0.5。）
    然而，国民政府做出上述决定不久，日本就发动了“九一八”事变。面对事变所造成的新的中日危机，国民政府不得不就对日对苏关系重作考虑。
    二、国民党中央对“复交”与“联苏”的否定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5天（1931年9月23日）举行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上，即有人主张：“在外交上说，我们现在对俄国还是可以复交的。除俄国之外，没有人会来帮助我们的。这也不是说俄国独厚于中国，因为日本是中俄两国共同的敌人。苏俄远东的利益，是和日本起正面的冲突的。”（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290次会议速记录》（1931年9月23日），刘维开编：《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以下简称《重要文献》），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181-182页。）同时，在东北方面，“张学铭曾上条陈主张与俄复交，东北青年亦有因此而倾向联俄者，即经济实业界中人亦所不免”（注：《中央政治会议特种外交委员会第1次会议记录》（1931年9月30日），《重要文献》，第1-8页。）。总之，面对“九一八”事变所带来的中日危机，以“日本是中苏公敌”为根据的“对苏复交”论和“联苏制日”论，很快就在部分当政者和民间人士中抬头，而且两种主张是浑然一体的。
    但是，9月30日，在专为处理东北问题而成立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特种外交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反对“对苏复交”和“联苏制日”的意见却成为主流。该次会议以讨论对苏问题为重点。会上，先由李煜瀛介绍了前述东北方面关于复交和联俄的意见。李在结束发言时强调，“因日本之压迫而遽然变更既定外交方针，实有从长讨论之必要”。对李煜瀛的发言，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戴季陶总结说：“李委员所谈有二要点。（一）对俄复交事可进行但不必立刻实行，以保留与欧美交涉之作用并为有条件之交涉。（二）积极作与欧美联络之工作，以在经济上联合谋中国经济上之进步为目的，并以对俄复交之空气促其与我接近。至对俄复交之条件，本人研究所及有应注意者：（1）对蒙古问题；（2）对中东路问题；（3）对共产党问题--此问题又可分两点：①过去外交机关包庇共党之事实今后不可再有并须有切实之保证；②对共党不可有各种物质及精神上之援助，第三国际之行动苏俄政府须负其责。”对戴季陶的上述总结，吴敬恒补充说：“对俄太接近是否失英美之同情亦要考虑。”邵力子则强调：“对俄复交并非联俄更非容共。”最后，戴季陶重申：关于对苏复交问题，“在方法上不可更引起日本之恐怖及失英美之同情”。（注：《中央政治会议特种外交委员会第1次会议记录》（1931年9月30日），《重要文献》，第1-8页。）
    概言之，这次会议的议论有两点值得重视：其一，它对“复交”（即结束同苏联的非正常关系）和“联苏”（即同苏联结盟或合作）作了明确的区别。其二，对“联苏”，与会者均表反对；对“复交”，与会者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承认其有牵制日本及争取欧美援助的利用价值，但对立即付诸实施则都持消极态度。
    上述基调何以形成？从会议记录中似乎可以归纳出以下三点理由：
    第一，当时，国民政府视英美与国联为解决中日纷争的最大依靠，相反，由于苏联正同英美及国联处于敌对状态之中，也由于日本利用这种状态而以“反苏防赤”作为侵华的掩护，国民政府决策层判断：接近苏联必然导致丧失国际同情。
    第二，尽管中日关系陷入危机，国民政府决策层因中国共产党和外蒙、中东路等内外问题而产生的对苏联的嫌恶、怀疑与戒心并未减少。与此相应，接近苏联必然壮大中共势力、加剧国内“赤害”的看法，也继续深深存在于国民政府决策层中。
    第三，国民政府决策层担心中苏接近将造成对日本的刺激，故竭力回避之。
    在上述三大理由中，第一个理由是基于对国际政治的顾虑，第二个理由是基于对国内政治和中苏外交悬案的顾虑，第三个理由是基于对日本的顾虑。由于这三种顾虑，国民政府把苏联因素看成是一把双刃剑。也就是说，虽然改善中苏关系确有牵制日本的作用，但是，因为中国本身也在内政外交诸方面同苏联存在着深刻的冲突，因为中国所依靠的英美与国联也同苏联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再加上日本正借口“反苏防赤”来美化自身的侵华，因此，中国接近苏联不仅是有得有失，而且是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