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原因主要是基于外交方面的忧虑。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决策层在从内政角度重新考虑内外政策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从内政角度重新考虑内外政策，发端于对刚刚结束的上海抗战的总结。在这个总结中，国民政府决策层基于上海抗战时期受到“内外夹攻”的教训，再次确认“外患”根源于中国的“内忧”，而“内忧”又以中共的武装革命为甚。（注：参见蒋介石《整理军队统一军事》（1932年4月2日）、《复兴中国之道》（1932年4月11日）、《雪耻救国之道》（1932年5月9日）、《清剿匪共与修明政治之道》（1932年6月18日）等。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0卷，台北，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483-485、489、526-533、620-626页。）因此，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313次会议结束不久，蒋介石于6月中旬召集党、政、军首脑在庐山举行会议，正式确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而其中又以消灭中国共产党为当务之急。（注：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卷（未刊），第202-203页。）要贯彻这个国策，势必重新研究中共和苏联的关系。结果，反苏论调再次在国民党内高涨起来。譬如，6月底，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利用一封“公民来信”，大肆宣扬对苏复交有“八大弊害”。其中特别强调，苏联“乘危助虐，暴著恶彰，足见平日声称反对帝国主义，扶助弱小民族，主张世界和平，皆甘言愚惑，以行其诈取巧噬之计”。“在绝交期中，尚复百端助乱，倘言归于好，则为鬼为蜮之机会更多，对付愈形困难”。“此次外患之来，其源由于内乱，而内乱之作，惟俄实为祸胎。若不辨明明伤暗害之害，谓得以夷制夷之策，诚恐交俄，非特不能抗日，反令日本谓我接近赤化，向国际为诬篾之宣传，使我见恶于列强，致外交陷于僵境，是则无异饮鸩止渴，自速死期。”“或谓复交与联俄容共，其事各殊，不知交乃友好之名，基于感情作用，既经表示亲善，种种关系，即由此发生。苏联为共党所组织，交俄实即交共。共党无国家种属界限，中俄既合作无间，又壤地相接，恐国内共党，即以此为内与外洽融，成一片之机，是则名虽未容，祸实相等，国已至此，胡可自求多福。”（注：《中俄复交之反对声》，1932年7月5日《大公报》。）
    何键还以湖南、江西为例，强调指出：
    以湘省屡破共党机关，拿获首要，均供该党历来传播赤化，及红军饷械，多由共产主义之俄国源源接济，故能依其所受计划，进行不馁，是知匪势猖獗，全恃有所凭藉。以最近赣西抄获共匪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重要决议，利用抗日进行，伺隙暴动，及苏俄委派李迈、谭震华、彭伟生充当委员，来华扰乱之事，益见共匪之为害各地，仍由苏俄发纵指示。且中俄两国，共匪正在融合一致，作传播赤化之企图，腥秽日长，至足惊骇。我国既一意剿赤，自不能对俄复交。（注：《中俄复交之反对声》，1932年7月5日《大公报》。）
    何键所宣传的来信和他本人加注的意见，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国民党人对“一意剿赤”与“对俄复交”二者之政策性矛盾的普遍观点。正是基于这种观点，前述6月中旬的庐山会议在决定优先“剿共”的同时，决议：“对苏复交虽正慎重审议之中，但目前尚非其时，仍以维持现状为要。”（注：《坂根致齐藤电》第442号（1932年6月22日），《日本外交文书》〔满〕2-2，第758页。）如果说，中央政治会议关于“先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决定，是从外交上的忧虑出发确立了“变相的对苏回避”方针的话，那么，庐山会议的这个“维持现状”的决定，则是从内政上的忧虑出发，进一步强化了这个方针。
    结果，国民政府在继续对苏回避的同时，还试图通过强调中日两国在反共反苏问题上的“共同利害”，来说服日本改变对华政策，实现中日亲善。
    六、对苏回避与对日接近的互动
    这种对日政策，是同这个时期国民政府的对日观密切相关的。
    自“九一八”事变至对苏新方针出台的10个月，在国民政府的对日观中，一直存在着和其在公开场合的抗议、谴责不同的内容。这些不同的内容，首先是对日本稳健势力的期待感。具体而言，事变刚爆发时，国民政府决策层认为，日本的军事、外交、经济等各界均存在对立，军人的非法行动不久将被日本的稳健势力控制。（注：NHK取材班、臼井胜美：《张学良の昭和史最后の证言》，〔日〕角川书店1991年版，第126页；《中政会特种外交委员会第3次会议记录》（1931年10月2日），《重要文献》，第12-16页。）此外，他们在强调日本应负事变的根本责任的同时，内心承认中国“革命外交”的某些失误也是促成冲突的一个原因。（注：关于这个问题，详见拙著《中国国民政府之对日政策：1931-1933》，〔日〕东京大学出版会2000年版。）这些思想使他们对危机的严重性和长期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因此，到日本两次拒绝国联撤兵决议的1931年11月底，国民政府决策层虽然意识到“现在[日本]外交完全为军略所支配”，一边却仍然认为，“日本国内反陆军政策之势力并不弱，且部分甚多。惟此时均被军部举国一致之威力所屈服，但至军部政策用尽时，一切反陆军政策之势力，必将继起执政，至此中日间方入纯正外交时期。”（注：《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戴传贤上中央政治会议报告》，《重要文献》，第206-209页。）12月末，日军已基本占领东北全境，但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进行讨论时，却仍有人主张：日本出兵满洲仅为要求中国承认其既得权益和提供新利益，“其本来目的并不在占领领土”（注：《中央政治会议第300次会议速记录》（1931年12月29日），《重要文献》，第213-214页。）。进入1932年后，中国在“一·二八”事变中再遭日本践踏，“满洲国”亦已登场，但对日本“稳健势力”的希望，依然残存于许多当政者心中。譬如，日本发生“五·一五”事件后的5月19日，蒋介石在论及此事时虽然指出，“从日本现在的情形看来，很可以明白，他们军人想组一个法西斯蒂党，推倒政党政治”，但紧接着又以“日本国内现在的教育程度，早已完全普及，一般国民的智识，同旁的帝国主义国家一样，识字的人已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时民族性的坚强厉害，更为旁的国家所不能够比较”为根据，断言法西斯蒂和独裁专政可在意大利与苏联成功，惟有在日本“一定不会成功”。（注：《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0卷，第574页。）